首页 -> 1999年第2期
民主的基本条件
作者：张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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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对话是民主社会人们基本的交往方式，这早已成为当今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如哈贝马斯就认为对话是营建公共空间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这些年国内也有些人喜欢谈论公共空间，但为何在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时，却近乡情怯，叶公好龙了呢?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愿与别人讨论的。一种是自觉理亏的人；另一种是以为垄断真理的人。对于前者来说，讨论只能自暴其丑；而后一种人则认为，既然真理已被我发现，还有何必要讨论。剩下可做的自然只有说教和受教了。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曾描述过理想的对话模式，或真正的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中，每个对话参与者都只关心问题及与问题相关的真理。真正对话的基础是承认我们是有限的历史的造物，因此 ，我们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知识。我们所有的真理只是苏格拉底式的，即我们知己之无知，从而对其它观点的真理性持开放态度。问题不是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说出的话可能的真理。每个对话者都必须被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同样都能阐明问题。伽达默尔的对话模式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模式。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最后达到的立场是每个人开头所持立场的重要推进。每个人在开始时都有某种立场和假定，但在遇到相反观点和假定时，就重新考虑和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个过程是一整合和挪用的过程。这不是说对话者放弃自己的立场，或用别人的立场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而是说每个对话者都考虑别人的观点，试图表明他们的观点和他自己的立场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而和别人一起，提出一个大家都承认的比任何原始立场都更接近真理的观点。
虽然伽达默尔并未像哈贝马斯或罗尔斯那样，提出一个理想的对话条件，但也太理想了。正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历史存在者，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理解的前结构，自己的主观因素完全悬置起来与别人对话。但把别人当作平等的，和自己一样有能力发现真理的对话者，应该还是可以做到。对话也未必一定要达成共识，达到真理。通过对话能对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样有价值。真正的民主社会是一个通过谈判和妥协达到维持多元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通过压制，甚至也不是通过说服来强求一律的社会。有共识更好，没共识也没关系。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是他们自己的事，若以多数的名义来反对不愿沉默的少数人，那么沉默的大多数也会成为暴政——多数人的暴政的温床。重要的是真正的对话和讨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才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民主的要义不在求同，而在存异。和而不同才有民主。不为同道，即为敌手，则必生专制。
真正的对话是平等的对话者之间没有任何特权地位的对话。倘若对话的某个或某些参与者以先知或启蒙者自居，就无法有平等的对话。民主社会是没有先知和不承认先知的平等的社会。平等不仅是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平等，而且也是每个人理性与思想的平等。每个人都有坚持与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任何人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说话。无论是以人民的名义，还是以沉默的大多数的名义，都只能是盗用名义。而盗用的目的，则一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话语霸权或优势，最终都只能是一种权力话语。权力话语要告诉人们的总是结论，而不是问题。然而，如果对话开始时就已有了结论，对话还有何必要?
真正的对话的结论往往出乎所有对话者意料之外，因为真正对话的动力是问题自身的逻辑，而不是任何对话者的主观意向和现成的结论。谁都知道，在科学上，问题比结论重要，有了真问题才会有真结论；而随着问题的深入，结论往往也会变成问题。可是，在现代中国，由于缺乏真正的对话，也就缺乏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
进入现代，也就是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出现了无数需要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可不知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前途这样的大问题，人们都不觉得有对话和讨论的必要。现代中国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按照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的模式，及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教条来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在问题还未充分提出之前，答案却已有了；或者是根据先有的答案来找问题。于是，人们或是起劲地在中国找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证据，找资本主义的萌芽；或是阐发儒家伦理的商业性；或是呼吁建立市民社会等等。既然答案在自己真实的生活之前就已有人给出，剩下能做的事当然只能是去“盗得天火”，或取来真经来唤起民众，即启蒙了。
“启蒙”一词，源出西方。按照康德对它的经典定义，“启蒙”原是指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处处受别人精神监护。可是在现代中国，“启蒙”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通过批判理性不断去自己思想之弊，而是无批判地，因而也未必完全理解地接受别人的成说，以先觉觉后觉的态度去启别人之蒙。这样的“启蒙者”自然不屑与人对话；而别人也无法与之对话。因为他们已掌握了全部真理，他们已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他们怎么还会尊重并考虑不同意见呢?他们一定会必不容对手有反驳的余地，他们一定会把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大敌。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点上却出奇地相似。可是，如果我们心里都没有给异端留下余地，又怎能在现实生活中打开公共空间?
时下有不少人喜欢谈论“经验主义”，而且都声称他们的经验主义来自英伦三岛，是洛克、休谟辈的真传。可是，除了自报的家门外，看不出丝毫经验主义的品性。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派头和腔调，怎么也让人想不到经验主义上去。正宗英国经验主义是相当谦和低调的。休谟甚至连自己的自我认同都不敢肯定，而他哲学的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知识只有主观的意义，因果必然性也不过出于我们的心理习惯，世界究竟为何实不可知。可也因为这根深蒂固的彻底怀疑态度，使得经验主义成为一切独断论和意识形态迷信的死敌。然而，在某些中国的“经验主义者”那里，我们看不到丝毫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却喜欢动辄亮出“主义”的牌号，仿佛某个“主义”就保证了真理。可是，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在真理的道路上，重要的不是声称自己从属何种主义(马克思就曾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而是要如老黑格尔说的那样，“回到事物本身”。只有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面对我们真实的历史，而不是面对某个先定的意识形态图式，我们才能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的对话。
张汝伦，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意义的探究》、《海德格尔和现代哲学》、《历史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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