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生物资本主义
作者：戴维·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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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生物伦理学家们就传播出某些特殊的剧本，他们因为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课题而拥有大批的资助。该项目基金的5%(约有一亿美元用于十五年之中)是用于社会方面和伦理方面的研究的。在此项目经费中分得一杯羹的宾西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就曾赞誉人类基因组课题是对生物伦理学者的一项“全面就业法案”。国家能源部、健康研究院以及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都下设了专门研究遗传学的社会和伦理蕴含的委员会。诸如此类的论文和会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类基因治疗：为何划界?”“调节人的再生产”，等等。就在遗传学研究者小心翼翼地艰苦探索染色体剖析技术的同时，生物伦理学者却超出时代需求，使其问题领先了数十年。他们试图预见届时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中，研究者们是否成功。在雪里顿和马瑞奥特会议大厅里，他们提出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如果从单一的皮质细胞中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的情感和身体特征，我们将如何去保持这样的个人隐私信息?告诉一位病人他未来染病的可能性会冒什么样的风险?雇主能否根据从雇员的细胞核类型所获取的信息来决定雇用他们与否呢?一个犯罪嫌疑人可不可以运用所谓遗传癖性来为他的极端的侵犯性行为进行辩护呢?私人进行的遗传学检验是否要归政府来统一管理?(目前尚没有这种监管)私人的公司是否能够为其所发现的基因方面的成就获取专利?试管婴儿长大后有无权利知道其真正的出身和他们的生父的遗传学历史?对于这许多重要问题的唯一限制看来就是探索者的想象力了。
问题虽多，但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关于未来的基于基因的医疗技术的正当性问题。像许多人预期的，建立在我们的遗传密码之上的选择性力量将会变成广泛流行的东西。我们应当为自己设立怎样的界线呢?不育的夫妇是不是应该去求助于克隆胎儿，而拒绝接受一种生物学上的怪物呢?任何一对夫妇是否有权选择金色头发的胎儿，而非棕色头发的胎儿呢?或是选择同性恋而非异性恋呢?我们应该在子宫里还是试管里去尝试阻止白化病(albinism)的发生呢?还有先天聋哑、秃顶、歪斜牙齿等等?还有在五十五岁之后会走向衰竭的主动脉，医生该不该为命中注定难免此疾患的胎儿预先采取替换措施，用某种遗传程序为其预装一个能运行九十九年的心脏呢?
面对这许多问题，生物伦理学家需要确认最紧要的利害是什么。假如一位父亲想要一个蓝眼睛、心脏强健的儿子，而且又有足够的财力支付这一费用，对于他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请想一想，大众文化所期望的东西，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人都选择合乎己意的同一种基因。数千年过去之后，人类基因储备中的差异性将不复存在，仅有的基因种类就连种植土豆的农夫都了若指掌，那时要想维持种的存续已不可能了。就在公众政策普遍摇摆于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情况下，遗传学提出了新的范式，那是介于当今人类与我们的远古祖先之间的一场斗争。
对于禁止某些这类技术的立法要求，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方面得力于某种道德义愤感，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不可测的未来发生了恐惧。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列昂·卡斯(Leon Kass)在一篇发表于《新共和》杂志的题为《厌弃的智慧》的文章中，提出要求永久性地禁止克隆人，这样的禁令要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而不是歇斯底里的产物。他写道：“我们之所以对克隆人的前景感到厌恶，并不是由于这种做法过于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我们的直觉和感觉毫无争议地当下告诉我们：这是对我们正当合理地珍视的东西的一种冒犯。”
作为这场争论的另一方面，某些科学家认为不应为科技的发展设置任何人为界线，为了使我们自身改变得更好，不论我们能做何种努力，在道德上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遗传工程的潜在医学利益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巨大了，它足以抵消我们对未来政策的朦胧的担忧。”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命起源与进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高利·斯多克(Gregory Stock)的观点。斯多克和持有类似观点的其他人坚持认为，我们比大自然更加懂得我们在生命之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把期望留给自己和未来的后代：探求遗传改进的途径并把这种人类自身的改进当作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位瑞典青年科学家安德斯·桑伯格(Anders Sandberg)自称是“人性改变主义者”，在题为《遗传的改进》的文章中，不仅建议消除遗传性的“缺陷”，诸如滥用毒品、攻击性、智齿(wisdom teeth)等，而且提出就整个人种之改进的广泛选择性。系统化的人体改进要涉及细胞的再造，使之对衰老、毒素和肥胖有更强的抵抗作用。人们可望自主地选择头发的颜色和质地、眼睛的颜色、肤色和肌肉形态，等等。桑伯格甚至幻想出给人体增加某些新的特征，比如用植入内在的分子的方式达到人体生命的可冻结状态。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些想法的异想天开性质发出窃笑，但是当我们发笑时，也应该想象一下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人们(那时还没有电，没有电报)，假如当时有人预言二十世纪后期的人会使用像钱包那样大小和重量的掌中工具与大洋彼岸的人聊天，他们会作何反应。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家李·西尔弗(Lee Silver)在克隆羊多利问世后断言：“这件事给人基本的启发就是不存在任何界线。这件事还意味着所有的科幻小说都是真实的。他们说这种事情是永远做不到的，可是现在尚未到2000年就已做到了。”
毫不足怪的是，在人类基因组课题的团体内部，人们的态度要比桑伯格等人略显保守。不能指望在该课题的总结报告中发现某位相关的研究人员公开表示他对一个由可抵御肥胖的、可冷冻的人所组成的新世界的渴望之情。较为温和的是，表达出对基因图谱的实用性之希望，包括对DNA和所有生物组织的更深刻的理解；对遗传性疾病的新治疗技术；一种以预防为主的新医学模式；还有意外收获的农业和其它生物技术性的工业生产。
亚瑟·卡普兰指出，研究者非常小心地限定他们公开表示的目标，这一事实所反映的主要不是社会伦理的根深蒂固的成见，而是一种审慎的政治的自觉。他在《基因图谱》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在遗传学领域如何运用新知识的不确定性成为多方面考虑的原因，那么那些要求尽快掌握基因图谱技术的人就会意识到，否认遗传学领域新知识应用的迫切性，或者承诺避免任何对这种知识的有争议的应用，就都是明智之举了。如果一个人的目的不在于应用新知识，而只是要获取新知识的话，这正是一种最简单的策略。
卡普兰的这些话揭示出在研究者和伦理学家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张力。社会给伦理学者付薪水是要求他们代民立言，提出公众关注的问题，而研究者的成果如果让众多的人感到不安的话，他们自身的饭碗也就成了问题。
事实上，人们透过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表象所发现的深层内涵是一种“控制革命”(control revolution)，是权力从官僚向个人和团体的重大转移。这是政治理论家安德鲁·萨佩罗(Andrew Shapiro)的看法。在一场不寻常的控制革命中，自由市场和消费者选择在社会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统治的力量。在几乎所有的场合，社会规则都已让位于经济的动机。无限制的消费主义助长了大众文化的弥漫，也加剧着对有限的资源的无节制竞争。其最终结果是，连个人隐私一类的社会死角也变成了公享的对象。
这种风气的令人不愉快的极端后果不是很难想象的：上层阶级从工业废物中为自己购买遗传免疫性，而让工人阶级留在危机中喘息；聚合物体(conglomerates)将每一个成分的标记编码到生物制品之上并使它们打上永久忠诚的烙印。父母亲们求助于所有可能的法律手段来确保其子女能够有效地进行竞争。在缺乏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人们拟想一种优生优育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发展前景，或者塑造一个新词，就叫生物资本主义(biocapitalism)。假如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设计者的遗传因子甚至能够让富人不仅将巨大财富传承久远，而且还能让优越的生物工程血统代代相传，因而使阶级分化更为加剧。
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人们最终一定会发问的一个两可的问题是：如我们所知的自由和独立还能够存续下去吗?一场遗传学革命将会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信条推向顶点，但是它看来注定要同另一种最根本的美国原则发生冲突。这就是在它被宣告出来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固守着的那个不证自明的观念——“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当然知道(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下述的一种真实情况：人之生，在力量、美貌和智力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虽然我们总是把这些差别归结为文化的差别，但是从政治和法律的立场出发我们却选择了忽略这些差别。为了维持一种和平、公正和健康运作的社会，我们全都被视为同等的。
不寻常的和无限制的遗传学革命通过强化我们的身体差异并使之整合到我们的企划结构之中，将会宣告这种平等主义的和谐之终结。在这一前遗传学的领域中，我们还都是外在的竞争对手，寻找好的职位、吸引人的异性和舒适的家。当这场革命开始以后，大部分的竞争都将在皮肤之下悄悄地进行了。我们将为了更好的遗传编码而竞争。这样一种优生的文化虽然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原则之上，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某些差异性的认可和扩大。在一场由人类驱动的新进化运动中，差异性将变得如此伟大，以至于人类都将实际上转变为不止一个种。但是假如这一切未能发生，我们有关人类团结的微薄的形而上薄膜就很容易在紧张的压力作用下破裂。“人类的大众并没有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托马斯·杰弗逊在两个世纪之前这样写道，“也没有少数人穿着马靴戴着刺马钉准备好要骑在他们背上……”，今天有谁能够确认遗传研究的冲击力并自信地以为在另外的二百年间杰弗逊的话还是依然有效呢?
戴维·沈克，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数字迷雾：信息过剩的残余》等。
叶舒宪，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庄子的文化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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