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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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我们生活的世界沦为不幸后，文学的不幸是在劫难逃的。这样，我们也许就有理由继尼采和福柯之后，宣布“知识分子”或“作家”死了。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这大概是困扰着不少写作者的一个难题，包括我现在谈论的这个人。事实上，这个人曾经反复表示停止写作，甚至不惜全部否定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但他又一次一次的重新拿起了笔。我不怀疑他这种表白的诚实性，但我猜测，他之所以最终放不下手中的笔，并非“热爱文学”，而是恰恰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同他“厌倦”的“文学界”决裂开来，就像当年鲁迅同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决裂开来一样。对他来说，以写作弥合这个患有严重“神经官能症”(雅斯贝尔斯语)的世界，重建生存的信念，必得以彻底的否弃为代价；也许只有这样，人或文学的“幸福”才成为可能。对此，他显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他才不厌其烦地谈论荆柯、许由等古代的“侠士”，作品中反复出现“荒芜英雄路”和“无援的思想”之类的意象，这是他唯一借以维系自己信念和勇气的精神资源；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他的真实心理轨迹，而不至于有意或无意得出“狂躁”和“冒险”的曲解。
我是在经历一场生活中的巨大灾难之后，开始重新审视“活着之必须和写作之必须”这样一个也许早已过时的命题的；在我看来，它们是同一个命题。不解决好“活着之必须”，就无法确认“写作之必须”；而不解决“写作之必须”，活着的意义便无从显现。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阐释的，用一句时髦术语说，它们具有“互文性”。而我们时代的流行学说恰恰在这一点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现在谈论的这个人与之背道而驰、分道扬镳了。他走向了时代的反面，这曾经也是加缪在《正面与反面》中反复阐述过并遭至同时代包括萨特等在内的一批思想家指斥的“反向”和说“不”的姿态。反向的本质是“异质”，是批判，不是肯定；是承担，不是躲闪。在历史上，持这种“反向”姿态的代不乏人，老庄、鲁迅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梭罗等莫不如此。当他们以决绝的姿态走到时代的反面时，他们实际上是投入了人性和自然温暖的怀抱。在那儿，活着与写作的必须性没有悬置起来，束之高阁，而是得到了完满的统一。他们无疑是一些幸福的人和幸福的写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获得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为这个不幸的世界以及不幸的文学提供了走向幸福的可能。
这也许是我们必得面对的遗产。如“知识分子”或“作家”仍然存在的话，就没理由回避它。任何以时代为借口制造所谓“文化相对主义”神话的写作，都是一种自欺行为。就此而言，我愿意承认，我现在谈论的这个人远远走到了时代的前面，他是我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所幸的是，持这种看法的并非只我一人，据我所知，评论家谢有顺曾在一篇文论中明确地这样指认过。请注意，谢出生于“七十年代后”，对此，那些热衷于以出生年代作为判断写作方式的批评家的论点之可疑，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没有必要从这个人身上寻找和挑剔人人皆有的“短处”和“局限”。重要的是能否理解。作为个人，我们完全可以从理性的层面上反对或批评他，但作为一个时代，却没有理由始终采取漠视甚至敌意的偏见。我这样说，决非是为他辩护。我曾经在《理想主义者》一文中说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乃至谩骂的压力……唯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担当起‘理想主义者’这顶并不好看，却不得不令人仰视的草帽。”
我也无意如某位新锐批评家曾经讥讽过我的那样，在实践上去“追随”某个人。我只是想在此表达一种日益明确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获得和坚定，除了自身的“前定”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应该得益于我现在谈论的这个人的启示。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还要表达的，是对这个人也许因迟到而显得不合时宜的敬意。
我记得十多年以前，韩少功先生曾在与我的一次通信中写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处和短处……”，现在，我想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代人，我们都有自身的限度。我们都莫不在这种“限度”内写作。我没有这个人魂牵梦绕、栖息停泊的美丽的“夏台”和“西海固”。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的故乡只存在于内心，因此，我除了在内心的召唤下写作，没有别的选择。对于时代，我是一个格格不入的“落伍者”；对于文学，我也没有许多同时代人那样的“踌躇满志”。我总是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缠绕；背负着疑问写作，也许是我难以逃脱的宿命。我经常对自己提出一些“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之类的“幼雅”问题。我最大的梦想也许是死亡来临时，仍然能够面对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幸福吗?或者：作为写作者，你为这个日益不幸的世界提供的是获得幸福，还是不幸的“话语证据”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毫不含糊地坦然作答；但我相信，我谈论的这个人是能够的。
刘继明，作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我爱麦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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