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一个人的海滩
作者：倪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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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1998岁末，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在海南举办中国现象学第五届年会。我从寒风骤起的南京来到烈日炎炎的海口，恍如来到另一个世界；自此时起方知冬夏相距其实并不遥远，它可以是六个月的等待，也可以是两个半小时的航程。
承蒙海大社科研究中心的好意，会议安排在铜鼓岭云隆度假村举办。那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会场和住所都面对着大海。阳光、沙滩、珊瑚、海浪，应有的尽有了。在到达的前两天里，由于会上紧张讨论发言，会下频繁叙旧结新。文理的、交往的氛围相对冲淡了自然的感染力。直到最后一天，在办完了交房的手续之后，才有机会一个人来到海滩边，想着在临行前再望一眼大海。
这是一个人的海滩；阴霾的天空和暗蓝的海面，连同奔腾不息的海水和岿然不动的岩石，构成了整个视野的大部。空旷的海滩上，草伞下的躺椅已被撤走，只有几只指甲盖大小的沙蟹还在为生计忙碌奔走不停，不时地将我的注意力从海天的极点引回到自己身边。
我记不得此生是否曾独自地拥有过如此之大的一块视野，也不愿去细想；回忆是老年人的特权，现在乐于做且忙于做的事情太多，大可不必去超前享用。更何况还有一个问题在烦恼着我：在吸惯了这沁人肺腑的海风之后，在经历了这几天安宁、静谧、清醇的生活之后，我怎么还能够再回到那喧嚣、嘈杂、充满浑浊汽车尾气的都市世界中去?
记得在古希腊人那里，除了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之外，对人的另一个重要的规定便是：人是习惯性的动物。在日后的发展中，习惯(ethos)这个概念实际上获得了双重的涵义，而且这个双重的涵义是相互矛盾的：当我们说人是习惯性动物时，我们可以是指：人是惰性的生物，他总是在按照业已形成的模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也可能以此来表达另一个意思：人是活性的动物，他可以通过不断的自身改变来顺应环境。这两个涵义都可以在古希腊人的“ethos”(道德、习俗)概念中找到各自的原始根据。
现在，当我即将从这个刚刚熟悉的环境回到那个早已熟悉的世界去时，习惯一词的两种意义都显现出来：由于对自然美景的容易习惯，都市生活似乎变得难以习惯起来。记得是在读《牛虻》的时候曾读到：倘若一个人能够独自面对自然而长久不厌，必定可以得知他拥有一个充实的内心世界。猜测来开会的文人学者中，设想在附近村落中找间房子住下、面对大海来测探自己内心世界之丰富程度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张祥龙兄)。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一时兴发的感叹而已，没有必要大做文章，末了我还是会默默地回到我的蜗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无论我现在做何思想。但恰好此时萌萌邀我做一些世纪交接的思考，于是在这一个人的海滩上，便有了以下的“99独白”。
1998年末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恐怕要数“我们的二十年”。算起来从我八零年大学毕业到九九年底正好凑足二十年，应该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了。两个十年悄悄地过去，我们这代人也就默默地承认了自己进入中年。接下来的事情更可想而知：二十年之后，我们会再默默地承认自己进入老年，伴着“跨世纪人”身份的或大或小慰藉。
二十年前曾痴情地向往过未来，如今方知我们的后代实在要有比我们大得多的承受力才能面对他们所置身的时代。仅就眼下中小学生们的悬梁刺骨精神和生存竞争意识而言，便会引发不尽感慨，这里只能是欲说还休。
按理说自己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却觉得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若是有人对眼下最让我操心的问题是什么感兴趣，我会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答案大概会使许多提问者觉得扫兴，恰如相声演员抖了一个蹩脚的包袱。或许是因为“环境保护”、“生态哲学”、“绿党”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若不是浅薄时尚的代名词，便是杞人忧天的现代版，故而常常被思想者们甚或不思者们用作调侃。
实际上，生态学的思想固然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但与今天许多所谓的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性相比实在可以算是深刻、原本的了。我在1994年的一篇书评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economy)和‘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实际上是一对同义的概念，它们的共同词首eco-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家’。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家，那么在今天的理解中，经济学的意义应当是‘家政学’；生态学的意义应当是‘家园学’。生态学的问题要比经济学的问题更根本，更关键：若无‘家园’，谈何‘家政’?”(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号)这个问题在五年之后仍在牵动我的思想。
无论经济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判断和结论，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虽然1998年末的经济学家们还不知1999年会发生些什么，2000年又会如何就更不得而知，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今天的气象学专家一样大致精确地预报经济气候，这也是无须长思的问题。
因而我既不抱有“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否可能”的元经济学问题，甚至也不想致力于“经济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经济理性批判问题，我的困惑完全发自于生活世界。例如1998年末，中央电视一台报道，北京一所中学的几位学生发出倡议：新年不再互寄贺卡，以保护有限的森林资源。报道还附有统计数字，每年贺卡消耗多少公顷森林的木材。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电视二台却
在报道贺卡市场潜力丰富，大有发展前途。也有统计数字，说欧美发达国家年均贺卡消耗量是多少，我国的人均消耗尚处在起步阶段云云。再有，世界能源的贫乏与危机已经是有中小学生知识水平者的基本常识。然而世界经济连同关于它的学说的尝试者们在期盼一个九九寒冬，因为对燃料的消费可以提高石油的售价!这同样不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精神的盲者才看不到这里存在的观念矛盾。但或许矛盾很快会以有利于一方的方式得到消除：据说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在二十世纪末证明自己是远优于日本式节俭主义的生活方式，因而刺激消费几乎成为全球的共识，甚至天灾人祸也成为这方面的有利契机。好像全人类都在申言一个简单的真理：“我消费，故我在。”
倘若人类在自己家园中生存了几千年之后真的开始面临“先有家政，才有家园”的怪诞与危机，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得到根本的重新审视。我虽然不赞成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单纯诠释为环境保护，但不怀疑可以从这些思想中引发出拯救大地和人类的呼声。因为环境保护问题要想不停留在摆脱各种类型生存危机的层面，就必须最终植根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解，而海德格尔毕生所思在我看来或近或远都是围绕这个关系进行的。
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模式统领西方思维近几百年，最主要的成果便是促使或迫使当今世界存留的各种文化或多或少地接受“落后与进步”的功用性评判尺度。正因为此，主宰今日世界的是以经济思维方式、而非以生态思维方式运行的各种科学。主客体思维模式其所以在自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首先在西方成为问题，乃是因为由这个关系模式所导致的个体自我中心(或曰“求自识”)和逻辑理性中心(或曰“究虚理”)达到极致，从而再次论证着物极必反的哲理。但反过来看，这个主导模式虽然是在西方首先产生，但也首先是在那里受到置疑和扼制，这是否又说明西方思维自身仍然具有活力而不衰?或许这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积极意义所在。
不久前曾利用一次报告的机会整理思绪，想作出一个“大气磅礴”的统括，一个非现象学、甚至反现象学方式的系统回顾。我在报告里想理清一个思路：人类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发展是从主体的自身意识到自身认识、再到自身规定的进程，这个进程接下来应当走向一门自身负责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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