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对存在的勘探
作者：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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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称作“思索的小说”，是因为他认为“哲学小说”是一个危险的措辞。因为哲学小说必须以一些论点、框框、某些论证为前提，并以某些抽象的哲学结论和证明为最终目的。而昆德拉则说：“我并不想要证明什么，我仅仅研究问题，如存在是什么?嫉妒是什么?轻、晕眩、虚弱是什么……等等。”同时他拒绝答案，拒绝结论的得出，他只提出问题，而且他提出的问题都只有假设性。在一次访谈中，昆德拉指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他完全懂得，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虚构一些故事，在故事里，他询问世界。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极端重视塞万提斯留给人类的遗产，这份遗产的核心是塞万提斯让人们了解到了世界没有绝对真理，而只有一堆复杂的甚至互为对立的问题。昆德拉的最大的忧虑就是塞万提斯的这份遗产正在被欧洲以及整个世界遗忘。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极权化的社会政治，大众传媒的话语垄断，都在使这份遗产丧失。这种见解对于中国目前的思想界也是有警醒作用的。而回到小说学的角度，昆德拉则启示我们，小说的功能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他甚至极端化地称“小说应该毁掉确切性”，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谜和悖论，确定的世界本质是不存在的，谜和悖谬就是世界的本质，正像卡夫卡和加缪所理解的世界图景那样。而恰恰是世界这种悖论的本质反过来也决定了小说的本质，小说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呈示世界本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小说并不提供答案，也不存在这种答案。福克纳就说：“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阿尔贝.加缪》)而小说家在小说中所提供的，正是这种永恒的寻求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小说精神是不确定性的精神。假如需要重新为小说下个定义的话，小说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与复杂的模糊的世界本身相吻合的文学形式。
昆德拉赋予“思索的小说”的另一重含义是：小说思考存在。他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小说的艺术》)可以说，小说研究存在，是西方存在主义兴起之后重要的文学思潮，萨特和加缪是其突出的代表，正是萨特和加缪把小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赋予了小说以新的使命，即发现和询问“存在”，以免“存在的被遗忘”，从而展示了二十世纪人类真正的生存本质和生存状况。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哲学家和文学家第一次联袂探索存在的问题。昆德拉的小说也许不能用存在主义来概括，但他对存在的研究却可以纳入存在主义的大传统。他为小说家下了一个定义：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而小说也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但问题在于，小说家对存在的研究与哲学家究竟有何区别?昆德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存在”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被作为可能来理解”。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的范畴。了解这一范畴是理解昆德拉小说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昆德拉构想小说中人物的关键。
昆德拉归纳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关于人物描写的三大规则：一，应该给小说中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如关于人物外表，说话的方式，行动的方式等等；二，应当让读者了解人物的过去，因为正是在人物的过去中可以找到他现在行为的动机；三，小说中的人物应当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应当隐去自己的看法，不能直接发表议论影响读者，而应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行动。上述人物描写的规则就使真实性和客观性成为小说人物的根本特征。但什么是真实?为什么存在一个客观的真实?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去怀疑。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粉碎了传统小说关于“真实性”这一神话，而昆德拉可以说是这个神话的最后一个终结者。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话来说，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这就是“可能性”的范畴，它构成了昆德拉思考笔下人物的情境以及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都受制于各种现实因素，一个人现实中的生存有许多环节是规定好了的，这一点小说家也不例外。但小说家的优势在于，他自己的受到种种限制的现实生存却可以在小说中想象化地延伸，他可以在小说想象中去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各种可能性。小说之所以有神秘感，就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越过某一条界线到一个无法预知的天地，而“我”则只能存在于界线的这一边。这就是小说想象中的可能性对现实生存的拓展和延伸，而现实中的我们一切都是被一次性地给定的。借用昆德拉的思考就是：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么，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是人的存在论的问题。可以说哈姆雷特的启示在于，他是以选择的“可能性”对抗命运的被给定的一次性。人的生命固然只有一次，但人在各种关头面临的选择，却可能具有多重的“可能性”。没有“可能性”这一维度，人就是机械的，别无选择的，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而可能性的存在则向我们展示出，人生最丰富也最生动的刹那也许就在犹豫的那一片刻，那是生命中悬而未决的时辰。而像昆德拉这样的小说家之所以与常人不同，也许就在于他们面临岔路的时候比别人驻足的时间更长，他们更是生活在对可能性的多重想象中。而他们的小说世界，则是他们的可能性所具有的极致。
昆德拉正是把握了“存在的可能性”的维度，使他的小说魅力独特。他的小说力图展示的存在，就是用可能性去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的存在。既然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能永劫回归，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一次性”的现实。但这种接受却不是被动的，“可能性”正是与“一次性”相抗争的最好方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照，没有人能永劫回归，人都是要死的，这恰恰是人的存在获得意义的先在条件，即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一旦人真的能永远不死，有充分时间去尝试各种可能性，从而把可能性都变成现实性，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正像西蒙.波伏娃的小说《人总是要死的》(1946)中的主人公，他长生不死，什么都经验过，见识过，结果生存反而变成了最不可忍受的事情。可以说，在波伏娃这里，死决不是生的一个负面的、否定的因素，而毋宁说是肯定的方面。正是它的存在，才使生充满魅力，世界才充满生机。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的“死”正是这种肯定性的因素。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这样解释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死的问题：人的“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可能性“在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方面的重要性：即人总是从可能性中来了解自己本身，因为他的存在还不是最后被规定的。人正是生活在诸种可能性之中，诸种可能性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最内在的核心。”如果说，海德格尔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了“存在”，那么，昆德拉则是从小说学的意义上抵达了存在。他们共同把握的，都是可能性这一维度。不过“可能性”在哲学家那里可以看作是反思的某种结论性终点，而在小说家这里则更是小说想象的起点。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一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种卡夫卡式的想象呈现的却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变成大甲虫不过是对人的可能性的极端化的拟想而已。因此人们不是把它当成寓言，而是作为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境遇来认同的。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想象力。它开拓了一个揭示人类生存的可能性的天地。不妨说，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发现就是把小说的疆域从现实性的维度拓展到可能性的维度，这一新的开拓疆土的壮举完全可以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