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

作者：陈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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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正在进行战争，超帝国主义就其作用而言主要的不是战争机器，而是世界警察。冷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尚未遇到重大的异议和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不需要它的保护者它的世界警察。这个角色，联合国（正因为它是联合国）扮演不来。联合国之所以成为无所事事的清谈场所，是因为建立和保护新秩序的人已经不耐烦和任何人讨论什么世界秩序问题了，他们的要求是人人都循规蹈矩。所以联合国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完全被超帝国主义所控制（就是说成为警察局），要么被束之高阁。世界秩序需要由一个超帝国主义集团来维护，这本身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人人都要习惯于从正面意义并且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世界警察，因为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一个国家（确切地说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的国内秩序。国家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合法地垄断暴力。按照契约论观点，人们为了过有秩序的生活而进入政治社会时就放弃了行使报复、惩罚等暴力手段的权利，把它转让给国家，而国家则承担起维护秩序的责任。我之所以说“权威主义国家”，是因为当今世界的暴力垄断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不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权利转让。对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契约论从来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能承认它们仍然停留在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这种状态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是相适应的，在全球化时代、无国界经济时代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状态之不合时宜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全球化时代需要世界警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垄断暴力。就像警察对付罪犯以维护国内秩序一样，超帝国主义惩罚“流氓国家”（roguestates）以维护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来看，超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场圣战是相当成功的，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它向全世界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信息被正确地解读和领会了：只要不上那个“流氓国家”的黑名单，就可以好好过日子（能不能发财另当别论）；但若有谁上了黑名单，十有八九在劫难逃，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布罗代尔作为我们时代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最为宝贵的教诲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主要不应从自由和竞争方面来理解，而要从垄断方面来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垄断的特点，站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顶端的少数人才拥有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垄断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政治军事作后台，谁也不能垄断经济，更没有驾驭市场的能力。和自由主义把国家看作不得不加以容忍的必要的恶不同，布罗代尔对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促进作用感兴趣。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资本的命运必然会永远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把民族国家描绘成某种邪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所应当做的既不是亦步亦趋也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应当把这个话语事件本身理解为时代变化的征兆。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甚至更早，为什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选题？这种现象和资本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同步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正像资本主义掌握着从一种经济垄断转向另一种经济垄断的自由，它也掌握着从一种政治社会转向另一种政治社会的自由。在跨国资本垄断全球经济命脉的时代，政治社会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和促进跨国资本的利益，必须为它把世界市场玩弄于股掌创造必要的条件。
　　超帝国主义并不像考茨基想象的那样比老牌帝国主义更道德一些，它是带着自己的使命降临人间的。
　　
　　陈燕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思》、《从种族到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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