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民族主义的现在和未来

作者：Ｂ·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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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Ｂ·安德森／著　少　辉／译
　　
　　如果要使“共同事业”复兴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制止暴力和滥杀也是必须的，首先可以从下面做起。在那些反殖民政府的活动家的回忆录里，人们发现其中很少提到殴打和拷问，更不用说电击阴部之类的刑罚。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这些已变成最底层的警察和军人的“正常”行动。现在，拷打被捕的人是正常的，甚至可以在审讯之前就开始，而处决囚犯的借口是“企图逃跑”。这样的事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发生过，但还不至于成为“惯例”，而一旦这些成为惯例，则意味着那些假称维护法律权威的人实际上天天在违反法律而不受任何惩罚。这种情况不仅败坏了法律道德，而且也易于毒害受害者。有很多囚犯，他们把逮捕他的人看成勒索者，虐待狂，甚至刽子手，然而自己也在效仿他们的榜样。就是这些人成为近十五年来那个不断扩大的“野蛮人”群体的主要来源，他们经常充当着国家幽灵的“左派”。我们都注意到印尼政治中的“野蛮化”和“强盗化”进程已经走得多么远，政党有他们自己的野蛮人，企业和国家机构都有自己的野蛮人，新闻媒体也是由那些多多少少被美化了的臭名昭著的野蛮人把持着……
　　这种野蛮化进程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就开始了。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各种不同的集团中经常发生频繁的甚至激烈的争吵,但我相信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要把自己的对手处死或行刑,对手就是对手，不是“动物”,他们在冲突中仍保持某种绅士风度。但那以后，情况慢慢地恶化，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冲突的双方都动用了武力，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暴行。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和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下，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政敌从印尼同胞中开除出局，将他们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其他外国机构的工具。茉莉芬事件过去二年后，被击败的政党共产党又返回了议会，重新成为了印尼同胞。
　　1965至1966年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如果今天活着的印尼人不能公开地、真诚地面对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那么腐败化和野蛮化的进程还将继续。今天我不想讨论“1965－1966”事件的任何细节，我只希望人们注意致命的两点。
　　第一，在1965年10月4日，苏哈托及其同伙接到了由军民双方的法医鉴定人签发的对10月1日被杀将领的验尸单，报告上很清楚地说明这些将领是被子弹射击死亡，他们尸体上的损伤是死后被埋在鳄鱼洞的一口深井里所致。但在10月6日，完全由苏哈托控制的大众媒介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说将领们的眼睛被挖掉，他们的生殖器被性虐待狂的共运会妇女残酷地割掉了。蓄意制造这一舆论骗局的人其实对真相了如指掌。然而他们对性虐待狂极为夸张的描写比那些性小说中离奇的杜撰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制造这种遍布全印尼的歇斯底里气氛。正是这种宣传攻势的结果，随后几个月里，五十多万共同事业的成员被以极可怕的方式谋杀，完全没有法律的干预，甚至没有一个杀人犯被带上法庭。说穿了，所谓新秩序的最初的基础都是由白骨堆成的。
　　第二，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先不说苏哈托及其同僚这些暴行的策划者，我们只要问一问：那位以支持人权与宗教宽容的发言而出名的阿布杜拉曼·哇西，是否曾经为1965－1966年期间数万人的被杀而祈求过宽恕呢？我相信没有；作为苏加诺女儿的梅加瓦蒂，视自己为苏哈托的牺牲品，她是否曾为数以万计的尤其是在巴厘岛被印尼民族党的年青暴徒屠杀的人（包括该组织的左翼成员）而祈求过宽恕呢？我想也没有；还有那些著名的新秩序天主教徒们，曾为参加了大屠杀的年轻教徒们请求过宽恕吗？还是没有；那么新教徒呢？前印尼社会党？知识分子？学者？几乎统统没有。只有一位我非常想念的年轻的同事1967年勇敢地谈到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今天的反对党已经基本上不是腐败秩序的真正对立面，他们所希望重建的印尼将仍然保存这一由白骨堆成的基础。所有人都继续回避面对自己的政治历史；不提请求宽恕；回避“惨案不再发生”的承诺；更不提欢迎可怜的死难者后代回到他们的共同事业；而学校里的孩子们还继续被那一段所谓“国情”、“国难”期含混不清的历史所欺骗！
　　恐怖的1965－1966年期间，几百万印尼人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牲畜或魔鬼，他们于是只能而且也应该受到最坏的虐待而得不到法律保护，其影响流传至今，给我们现在造成许多致命的后果。比如，根据军中已形成的一种文化，若“上头”有令，在“安全”事务上任何不顾人类尊严体面的做法都可以免于惩罚。这种政治后果第一次最清楚的表现是在1975年后“吞并”东帝汶的过程中。众所周知，在1977至1980年之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前葡萄牙侨民死于非命，他们被炮火击中，被凝固汽油弹烧死，在“殖民营地”里饿死，或是成为占有区非人条件下流行性疾病的牺牲品。拷打成为操作的必然程序，更不用说强奸和死刑。如果我们应用上述百分比对爪哇人进行统计，将发现在三年之内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高达二千五百万。这数字使人震惊吗？绝对可靠吗？如此滔天大罪，有谁怀疑它？
　　它为什么会发生？没有人相信那些“欢迎我们的同志进入祖国的怀抱”或是“东帝汶人自愿、高兴地加入共同事业”之类的谎言。大部分的印尼人民都不知道，对东帝汶的行动是帝博尼罗哥及其更残忍的祖先阿贡苏丹所谓幽灵“征服”计划的直接继承。高级官员们常常抱怨东帝汶对雅加达带给他们的好处“忘恩负义”，我相信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只是在简单重复他们那“杰出的荷兰殖民者祖先”的话，这些祖先当年正是这样惯于抱怨印尼的土著对于殖民者所带给他们的利益“忘恩负义”。（要体会这一抱怨的含义，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高官公开抱怨苏丹人或爪哇人对于腐败秩序带给他们的利益忘恩负义，那将是多么怪异！）在东帝汶也是如此，幽灵的思想使人无可抗拒：“东帝汶有东帝汶人，那该是多么糟糕”。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东帝汶不仅对外国人关闭，大多数印尼人去那里也必须有特殊通行证，因此它变成一个“什么怪事都有”的地区。哥巴苏斯成为执行各种暴行的先锋和典范，死刑、强奸和拷打成了家常便饭，“胆量”也由此而生，蒙面强盗成为幽灵国家的左派。这种“占有者文化”曾有一段时间渗透到印尼的其余部分。我们从1983年竞选活动中苏哈托及其同僚所操纵的大屠杀中发现了它。它接着流传到亚齐、楠榜、伊里安和别的地方。今天，很多人要求对苏哈托和他的家族所盗窃的巨额财产进行清算（但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钱？），却对比这一罪行更严重千倍的、在这个千岛之国有计划、有系统的空前大屠杀熟视无睹，既然如此，我当然无法不对他们的做法扼腕而疑。
　　现在有一种更具讽刺意味的歪曲：把哈比比总统斥责和辱骂为苏哈托的宠儿和工具。他除了实行新闻自由，释放大多数政治犯，还有真正的勇气决定结束他的前主人对东帝汶的“征服”计划。然而，除了亚米安·拉伊斯极为荣耀的例外，其他“反对党”领袖们却充分表示了他们在精神上仍生活在腐败秩序时期的道德黑暗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是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其父已被废黜、羞辱，而且实际上曾被苏哈托终身囚禁，这位一国之君从未宣称过东帝汶为印尼的一部分，而这位女儿却公开为苏哈托的征服计划辩护，这真是极大的遗憾。从她的话里，已找不到Megawati（注：梅加瓦蒂姓名的印尼文，原意为“大”）的影子，只有渺小可言，小如菩提树树冠遮盖下的矮小发霉的植物。
　　
　　那么该做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印尼可以看到大量的组织和机构，有本地的，外国的，或者是联合的，它们都是在为印尼的“人权”而工作的，这是应该的。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组织机构仅仅为印尼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一般人权而努力。我指的印尼人是那些命中注定在共和国时期出生于印尼这块土地上，自愿、热情、平等和无畏地参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共同事业的人们。反过来说，他们有权利不被当作魔鬼、奴隶，或者其他印尼人的财产。这些“印尼的人权”只能靠斗争得来，只能由印尼人自己实现。如果这斗争不是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真诚地进行，事业的前景将是黯淡的。因为如果人们以“亚齐有亚齐人太糟”为出发点，就太容易想到：佛罗勒斯有天主教徒太糟，三宝垄有中国人太糟，加里曼丹有猎头族太糟；按这个逻辑：爪哇有爪哇人太糟。唯一不可能的是：雅加达有雅加达人真糟。因为正是雅加达的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同谋们保护了这种“糟”论。
　　在新闻报道和因特网上，我们读到大量“改革”的字眼，偶尔甚至有“革命”。只要这些词的用意是严肃的和无私的就是好的。另外，我相信（同时也希望），一百年以前开始的共同事业能有一次真正的复兴。这种伟大的事业容易人才辈出，产生伟大的男人和女人。把过去的时代与今天对比是很悲哀的事情，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总是问那些来访问或学习的印尼青年人一个简单问题：现在的印尼人中你最喜欢和尊敬的是谁？他们普遍的反应首先往往是对这个问题表示困惑，然后长时间地抓头皮，最后是犹豫不定地说……伊万·华尔斯。这不是很使人吃惊吗？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伟大的男人或女人，但我想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决定自己不成为小人。国家生命力真正的复苏需要管理体制的全面翻修，特别是地方（不是民族的）自治；它需要培养一种健康的和善的政治文化，消除政治上的虐待狂和强盗行径；它还需要对国家机构的爱，一种真正的热爱。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作为教师最关心的例子：人们普遍认为至少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荒谬的校园正规化政策出台以后，印尼的大学教育质量一直在下降。我们知道原因是教授们正忙于赚钱，他们为政府设计规划，咨询服务，从事投机事业，以至于不能认真地教他们的学生。学生们从欺骗、肮脏的图书馆、腐败和独裁的大学官僚等等中制造文化。另一个很少提及的质量下降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和从属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反民族的态度，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本国昂贵的国际学校或者更昂贵的海外学院和大学读书，这种趋势表明在这些人心目中，印尼自己的大学其实是为那些银行里没有存款、社会上没有关系的“二等公民”而设的。因此，谁还关心它的衰落？我有时甚至梦想，为了印尼这十年的恢复，应该禁止学生到国外学习（除非达到硕士或博士的水平），如果统治阶级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印尼的大学学习，这些大学的条件也许才会改善，当然这只是个空想。
　　最后，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半开玩笑地提出一个口号：耻感万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想还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还没有人能在自己的国家或政府犯罪时——包括反对他的同胞公民时感到“羞耻”。虽然他们个人没有做什么坏事，作为共同事业的一员，他却应该感到任何以这一事业为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他有一种道德上的牵连。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公民中有相当多的反战派正是出于这种耻感，认为“他们的政府”应对在印度支那暴力中死亡的三百万人民（包括无数妇女和儿童）负责。他们为“他们的”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不断向世界和美国同胞说谎而羞愧；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历史被野蛮、谎言、背叛所玷污而羞愧。因此他们尽力反抗，不仅提倡普通的人权，而且是作为热爱美国共同事业的美国人的人权。这种政治上的耻感是极为有益的和必需的。如果这种耻感能够在印尼健康地发展，印尼人将有勇气面对腐败秩序时期的恐怖，不把那一幕当作“别人所为”而当作一份共同的责任。这将意味着长期以来被官方所提倡的“不看、不听、不谈邪恶！”的论调可以休矣。
　　我请大家不要忘记我这个小小的口号：耻感万岁！
　　
　　B.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爱尔兰人，现居美国，当代西方东南亚问题权威。主要著作有《想象的团体》、《爪哇的革命时代》、《语言和权力》等。本文系作者为《天涯》提供的专稿。
　　少辉，教师，现居海口。有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