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黯淡的圣火

作者：Ｃ·迪克

字体： 【大 中 小】

　　［美］Ｃ·迪克／著　单正平／译
　　
　　在巴黎至尼斯的环法自行车比赛中,竞赛官员要求对法国运动员埃万·蒙特埃尔做兴奋剂随机抽样检查,丑闻由此抖了出来。此前在1997年的比赛中,他就服用了EPO,这种药物能增加血液中的红血球数量,从而增强运动员的耐力。蒙特埃尔的教练和医生都介入了此事,他们试图在送检之前稀释蒙特埃尔的血液,为此他们给他注射一种冷冻的葡萄糖滴液,还给他放血。但他仍然检出了阳性。他很快就被逐出了比赛。他声称红血球增多不是因为服用EPO,而是腹泻脱水所致。两周后蒙特埃尔又重新骑上了自行车。实际上,他的种种辩解全是撒谎:因为几乎就在他比赛的当时,蒙特埃尔告诉《新闻周刊》,他一直在服用药物(兴奋剂)以提高自己的成绩。“这两年我一直在服用EPO,生长荷尔蒙,促蛋白合成类固醇,睾丸激素,氨基丙苯,”他说。“几乎什么都吃,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由于盐湖城奥林匹克组委会在申办2002年奥运会时有行贿行为,对这个爆炸性丑闻的一再揭露,一年间充斥于报刊杂志。但是犹他州的这一点贿赂,比起很多领队、教练、官员和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暴露的真正的丑闻,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对国际最高水准的体育竞技本身——从世界杯到环法自行车赛直到奥运会——的形象、完整性甚至继续存在的最大威胁,是使用违禁药物。世界级的运动员中,服用兴奋剂已经非常普遍,但许多运动员、单项运动管理机构以及国际奥委会,对此都视而不见。奥林匹克兴奋剂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流行病学家查尔斯·叶塞利斯说:“国际奥委会四十年前就知道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的问题,但一直在隐瞒。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贿赂丑闻和服用兴奋剂没有什么差别。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只有最纯朴的体育迷,才一再感到震惊——兴奋剂与运动员关系之密切,犹如袜子与脚汗一样不可分离。取胜的压力是毁灭性的,金银牌之间的毫厘之差,可能意味着数百万元的合同和出场费,有些项目禁用兴奋剂,有些则不禁,这就产生了一个道德漏洞,教练可以操纵一个接力队。那么就有一点疑问,是否每一个运动员都会因服用兴奋剂而被查获?但更多的人似乎都逃脱了检查。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教练员和主教练惯于巧妙躲避国际奥委会的兴奋剂检测制度,从1968年以来,这个制度一直是奥运会的组成部分。
　　但在盐湖城丑闻风波中披露出来的新证据表明,国际奥委会和某些单项体育国际组织,非但不是体育运动纯洁性的坚定捍卫者,而且在服用违禁药物问题上态度软弱。批评者坚持认为,国际奥委会有时抛弃了阳性检测结果,以免损害奥运会的形象。而且国际奥委会继续使用失效的检测方法,运动员因此得以蒙混过关,并向这种检测发起了挑战。在1999年初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这些肮脏的秘密被曝光。在这次会上,有些单项体育组织如自行车、英式足球、田径国际联合会,其代表未能就一项两年内禁止兴奋剂的动议达成一致:英式足球和自行车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认为这个方案过于严厉。本次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想建立一个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但代表们甚至不能就此达成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体育官员不愿意让国际奥委会来掌管此事。此后,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三次奥运会奖牌获得者,加拿大奥委会和国际泳联成员马克·泰克斯伯里辞去了他的职务,以抗议“国际奥委会在清理其门户时的无能”。他告诉《新闻周刊》,“如果在选择奥运申办城市时有贿赂,那么在兴奋剂检测上同样有贿赂。”
　　国际奥委会竭力否认这一指控。自1967年以来,国际奥委会的药品法规一直是禁止服用兴奋剂的,它给兴奋剂下的定义是,“使用性质属于禁止范围内的药剂,或使用已被禁止的方法。”自从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对运动员做这些药物的常规检测。运动员要是被检测出服用违禁药物,他将失去奖牌而且要被禁赛。亚力山大·德·梅洛德爵士,他领导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达三十一年,面对国际奥委会的批评,他毫无悔过之意,“我们不要再说过去的事了,”他在洛桑说,“我们应该说说未来……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每个人都在说,兴奋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称批评者是在进行“冷酷的污蔑”。
　　正如梅洛德爵士提到的,如果服用兴奋剂突然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最新的兴奋药物具有严重损害健康甚至致死的危险。但更大的理由是,它很容易服用而不易被检测出来。服药和检测就像一场争夺战。首先,教练发现一种能增强机能的药。然后,体育官员找到检测该药性能的办法。教练再找到逃避的手段来对付检测。迄今为止,服用禁药仍然领先一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主席海因·沃尔布鲁根说,无法检测的违禁药物大约占到90%。
　　例如,1998年5月温布尔登网球赛四分之一决赛后,捷克选手科达被检出类固醇苯丙酸阳性反应(他抗议说,他不明白自己体内怎么有化学药物,他因此避免了国际网联本应作出的禁赛一年的惩罚)。但是美国的库利尔认为,网球场上的滥用类固醇最严重。“EPO是个问题,”库利尔告诉《新闻周刊》,“我极为怀疑这帮家伙在巡回赛时用药,我看他们接连好几个星期连续出场比赛而不休息。当你打到第五盘时已经连续比赛四个半小时,这时EPO就能帮助你了。”虽然EPO的效力可持续两周,但它的作用在尿检中根本检查不出来,运动员停止服用一天后,血检也查不出来。
　　EPO仅仅是增强运动机能的医药武器中的一种。像氨基丙苯、麻黄素、咖啡因等兴奋剂,是最早一批被国际奥委会列入违禁药物名录的,但现在仍在广泛使用。它们能提供一种迅速的爆发力,而自行车、游泳和短跑运动员最需要这种力量。它们是许多哮喘药品的配料。哮喘药莫名其妙地伤害了许多奥运会运动员,包括1994年60%的美国运动队,就允许把吸入类的兴奋剂作为药品服用。兴奋剂能检测吗?如果你的教练脑子还够用,他当然明白。这些药物在数小时内就会从尿中排净,这样,一个运动员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太频繁地服药以免被检出。如果你习惯于在赛前迅速服用,那么你可以选择“伪装药物”。比如,防探测剂,就可以防止从尿液中检出违禁药物,而尿检是国际奥委会对所有运动员的要求;至于能够检出更多违禁药物的血检,对服药者的威胁似乎就更大了。
　　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和几乎所有的激素睾酮衍生物,是一切兴奋类药物的母体。它们能产生力量。很多人估计,一个运动员服用类固醇,不论是口服,还是在高强度训练期间注射,都能增加至少5%的力量。药检仪器,诸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使用的高分辨能力的大型分光仪,能通过调整检测任何合成类固醇;亚特兰大的实验室检测了一百种不同类型的类固醇。但是体育医生菲尔古兹能调整普通类固醇的分子结构,这样就能通过药检。一个自称在亚特兰大为运动员发明了兴奋药物的美国教练说,“有七十二种被禁止的类固醇,但是睾丸激素分子有数百万种变体。你只要选择一种禁药名录上没有的就可以了。”或者更简单,在比赛前做几周遵纪守法的正人君子,运动员也可以取得增强力量的效果而不被抓住把柄。如果这样太危险,运动员还可以使用利尿剂。这些也是被禁止的药物,它可以稀释尿液。这实际上就使禁药无法查出来。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正在转向所有类固醇的原料:睾丸激素本身。既然药性变了,各单项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就试图间接检测药物。他们估计有相应数量的睾丸激素和另一种被称为表睾酮的天然类固醇。在大多数人体内,睾丸激素的水平最多也不超过平均水平的两倍。但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国际奥委会把禁止的极限标准确定为超过平均水平的六倍。这就意味着,一个运动员本人就可以服用超过自己正常睾丸激素水平五倍的药物,而没有任何麻烦。那么这个界限到底是多少?一个男运动员以1:1.3的比率服用典型的睾丸激素和表睾酮,而检测的结果却能达到6:1,这比例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合法界限以内,他的成绩则能提高10%。女性以2.5:1的正常比率服用,效果更好,因为她们体内的睾丸激素本来就少,因此对服药增加就比较敏感。睾丸激素可以导致女性长出胡子,嗓音低沉,皮肤粗糙。也能使男性乳房隆起,睾丸萎缩。
　　现在选择的药物,是那些从尿液中检测不出来的东西:EPO和人类生长激素。虽然生长激素强化肌体的效果还未经证实,但许多运动员相信它能增强力量(运动员给亚特兰大奥运会起的绰号是“生长激素竞赛”)。生长激素通过刺激超常的骨骼发育,也能导致奇怪的骨骼畸形。EPO可以使红血球的生产增加十倍,血液中乳酸酪的浓度因此变得过大,以至血液无法自由流动。从1987年以来,明显由于错误服用EPO而致死的德国和比利时自行车运动员,至少有十八人。
　　其它一些药物的形象更差一些,但正是运动员所寻求的边缘产品。比如,毫不起眼的古老的碳酸氢钠,能延迟乳酸的增多,防止肌肉疲劳。比赛前两三个小时服用苏打水,在四百、八百和一千五百米中长跑运动员中非常普遍,尽管它也是被禁止的。贝塔封阻剂也是被禁止的,它是心脏病麻醉药物。这些药在需要稳定手臂的射击和射箭运动员中广泛使用。既然射击间隙需要稳定手臂,这段间隔内手臂越稳定,就越有时间瞄准射击。
　　虽然男女运动员在服用药物的数量上似乎没有差异,但有些项目的运动员要比别的项目服用得多,“有些项目,比如自行车,如果不服药,就不可能比赛,”加布里埃尔·罗萨医生说,他在指导肯尼亚长跑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文化正在蔓延到北欧滑雪运动,尤其是长跑运动中。”但很少被检测出来。收集在东德秘密警察文件中的档案表明,这个国家的许多运动员至少从1969年开始就浸泡在合成类固醇当中了。然而国际奥委会从来都没有在东德发现一株类固醇罂粟。在最近十年,有多名中国游泳选手在国际比赛中,因服用违禁药物被查出。国际泳联认定服用了违禁药物而对他们作出禁赛处罚。国际奥委会则没有处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几个运动员被检测出阳性反应,他们服用了被禁止的伪装药物防探测剂,但国际奥委会没有采取行动。只有两个运动员因为服用类固醇被查出。但是主持洛杉矶加州大学兴奋剂检测中心,负责过亚特兰大奥运会检测工作的临床药物学家唐纳德·卡特林说,其它阳性的检测结果没有报告。“有几个其它的类固醇阳性检测结果与整个运动会的目标有关”,卡特林告诉一家伦敦报纸说。“我认为没有理由不揭露这些丑闻。”美国奥委会兴奋剂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决定,上次奥运会以后,将不再做更多的检测。”不能证实安排的检测就是为了查找阳性例证。梅洛德说,他选择不继续追踪阳性反应,因为他不信赖新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大型分光仪。而且,他说国际奥委会担心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能承受来自运动员的法律挑战,运动员可以像辛普森那样,指控检测中心弄乱或伪造了待检样本。
　　但是批评者怀疑有其它动机导致国际奥委会默许使用药物。“许多奥林匹克纪录就是在兴奋剂帮助下取得的,而人们喜欢看到纪录被打破。”一个前美国划艇选手说。“在有些运动中,像田径和举重,要‘清白’地破纪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森1988年在汉城被检出类固醇阳性,他被剥夺了金牌,而运动会则丢尽脸面。宾夕法尼亚州的叶萨里斯说,“他们再也不会像那次一样,被公众左右。奥委会人士遭到了可怕的公众舆论的打击,超级明星在他们眼皮底下服用麻醉剂而国际奥委会却无可奈何。”而且奥林匹克要依赖赞助。美国游泳教练协会执行总监约翰·莱奥纳多说,“国际奥委会不想让赞助者沮丧,赞助商任何时候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品牌受玷污。所以国际奥委会不想彻底查处已暴露的兴奋剂问题。”
　　对国际奥委会的深刻怀疑,在洛桑反兴奋剂大会上明朗化了。国际奥委会声称这次会议要成立一个机构,以确定何时、如何检测兴奋剂,制定处罚法规,而且要争取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诸如国际泳联、国际田联同意实行同样的规则。国际奥委会也想控制这个新机构。但这不可能。欧美政治家和体育官员不想让国际奥委会手伸得太长。丹麦体育部长伊丽莎白·珍娜·尼尔森说,“国际奥委会证明他们无力或没有决心管好反对兴奋剂的斗争”。
　　国际奥委会没有决心的证据何在?健美运动因公然服用类固醇而臭名昭著,但去年国际奥委会却承认其为正式体育项目。1998年7月萨马兰奇呼吁减少禁药名单上的兴奋剂数量。就在洛桑会议召开前两天,梅洛德建议国际奥委会减轻对违规运动员的处罚。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桑克森·皮特发明的人类生长激素检测方法,可能是多年来药检方法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国际奥委会却对其大泼冷水,这一表演令许多代表震惊。这种检测需从耳朵或手指上采血。国际奥委会说这需要增加五百万美元的费用。
　　然而,有一些低技术的检测战术。一种是实行经常的、随机的、不比赛时的检测,就像加拿大和其他少数国家所做的那样。比如,促蛋白合成类固醇“是训练用药,不是你在比赛时服用的”。负责调查体育兴奋剂问题的加拿大律师鲍勃·阿姆斯特朗提醒说。“在比赛时,你逮着的人既愚蠢又粗心。你要在不比赛时去查。”国际奥委会不同意这样做。此外,各运动联合会能冷冻所有尿样,并且可以用每一种新检测方法单独检测。“要是以为你现在服用的药根本检查不出来,那么过不了几年就都能检测出来。那时你的奖牌会被取消,你的名声也就毁了。”说这话的是美国短跑运动员弗兰克·绍特尔,他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金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银牌得主。“在你的有生之年,就等着人家来敲门吧。想想真让人害怕。”
　　兴奋剂现在已经扩散到高水平运动以外。“原因是,现在服用兴奋剂的是五千六百万美国少年儿童,”白宫兴奋剂专员巴里·麦克卡夫里在国际反兴奋剂大会上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本垒打王马克·麦克格威尔1998年夏天承认他服用雄性激素以来,青少年服用此种激素的人数猛增了五倍,他说。1998年《儿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马萨诸塞州2.7%的中学生运动员在服用类固醇。
　　再好的兴奋剂检测策略和技术也不能使体育运动纯洁。运动员自己必须相信,国际奥委会和各个联合会即将,至少最终将会逮住每一个使用兴奋剂的人。换言之,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同样不会逍遥法外。许多运动员将不再坚持用化学药物来响应更快、更高、更强的迷人号召。奥林匹克五环的光辉已经在减弱,而且还将更加黯淡。
　　
　　C.迪克,记者,现居美国。有新闻作品若干。
　　单正平,大学教师,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行走在边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