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堂姐，怎么说你好

作者：白　絮

字体： 【大 中 小】

　　1998年的某个夜里,一位朋友在电话里说,他在一份全国发行的文摘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标题为《真情无价》的连载。
　　文章写的是我的堂姐,多年来她已在媒体聚光灯的渲染中幻化为一位圣母似的人物。她的丈夫已于1996年底因尿毒症去世。放下电话我就想,是他用生命造就了这个圣母。也许我贬低了堂姐,贬低了她的爱情。但我觉得事实是这样的。从前我不这么看,那时我的心像水一样纯净,以为大家都一样。但时间动摇了我。这些年里我学会了很多的东西,也消化了很多东西,随着我入世的深入,作为他们的亲人,我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这桩婚姻里面掩藏了许多东西,有些可能永远不会浮出水面。因为如果那样,不但这桩神话般的婚姻要破灭,而且倾塌的将不止是一个人。
　　堂姐,我最初崇拜的偶像,今天,怎么说你好呢?
　　
　　堂姐,就叫她阿珍好了,客家人喜欢在名前加上个“阿”字以示亲昵。堂姐生于广西贺县八步镇并在那里长大,双亲都是小学教师,父亲是校长,她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师专上学,1980年春夏之季的某一天,在家等待毕业分配的她从报纸上看到了那篇改变她命运的文章。
　　我不知道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知道上面还配了张特等伤残荣誉军人的黑白相片,文章大致是称这位年轻军人是全社会青年学习的楷模,在病榻上还坚持不懈学习,拿到了某个函授学科的证书。
　　她拿着报纸看了很久。她找不到年轻荣誉军人的联络处,于是照着报纸底端印着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到报社,这是唯一的线索。对方很客气地告诉她,没有年轻人具体的联络电话,但知道他住在南宁的某家医院。她表示了谢意,然后挂上电话,静静地坐在那里。
　　外面古老的榉树投下黄昏时分的阴影,她坐在窗边,置身在一种仿佛并非尘世的寂静中。谁也不知道那一刻她脑子里的真实想法,但她肯定在挣扎。婚姻,现在对她而言,已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实在的问题,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就这么她下了赌注。
　　隔了一天,她说去南宁玩几天就出门了。八步镇不通火车,她先坐汽车到桂林,再坐火车到南宁。黑夜里,月台上没有什么人,风吹起她的头发,有点冷。听着由远而近的车轮咔嗒声,她突然感到了惘然。她知道只要登上这趟列车,自己将永远会失掉些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失去生命。可是她没有回头,没有。列车徐徐开出站台,她趴在车窗口,突然是那么地想哭,然而不知怎的她的眼前却清晰地浮现出了这样一个画面:那个年轻军人躺在病榻上眼巴巴地等着她。
　　
　　一年后,她在传媒的笔头和闪光灯的包围中在医院跟那个叫维祥的年轻荣誉军人举行了婚礼,与此同时,她的父母宣布跟她脱离关系。新婚夫妇于婚后几个月离开荣军院回到了维祥的家乡湖南浏阳。
　　她被迫开始扮演了一个角色。一个圣母。这是某种道德的化身,某种抽象的美好牺牲,甚至是殉道。这是她个人所无法控制的。这本应是一桩平和的婚姻,只是他们夫妇间的事,但因为被提着探照灯的狩猎者发觉,当事人再也没能跳出那个陷阱。
　　这一年阿珍二十岁,肯定有着怀春少女的春梦。但是,她真的就凭着这么一篇报道很深很深地堕入了情网吗?到底是什么促使她以一种超乎正常的标准去选择这么一个特等伤残军人做自己的丈夫?她的这种选择中到底有没有什么算计?她到底怎么想?
　　如今,那个荣誉军人已因尿毒症不在人世,阿珍已再婚。谁也无法搞清这个问题,因为阿珍不说。当然她对媒体说过,但好些话总让人怀疑。
　　答案也许是永不可得。
　　她怎么能跟一个残废结婚呢?我开始并不了解那桩具有传奇色彩的婚姻。
　　“还不是出风头。”我母亲说。
　　但父亲告诉了我前因后果。
　　我觉得母亲用那样阴暗的眼光来看阿珍,是贬低了她。真的,我觉得那贬低了阿珍的爱情和人格。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觉得阿珍不过是想干点新鲜事,很浪漫的事。这需要胆量。
　　我崇拜她,觉得跟她是神交已久的朋友。我想澄清这样一个细节:她跟维祥怎么睡的?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初吻的经验,更谈不上性爱,但隐约知道那种肉体接触的神秘。我已看过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主人公康妮在1917年跟巨利福·查泰莱结婚,不久巨福利上前线作战导致腰部以下半身瘫痪,终生坐在轮椅里,她因忍受不了守活寡的寂寞而跟野男人私奔了。书上说,那是婚姻中很重要的内容。据说,维祥的伤残情况跟巨福利是一样的。
　　我带着萌动的好奇。这是天性,扼杀不了的天性。我家对面那户人家的女孩出生不久就得了脑膜炎,十四五岁了,什么都不清楚,可手里天天都拿着一个空玻璃瓶在唱,“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过路的人听了禁不住要笑。一个脑膜炎也叫唤爱情?
　　我很想见到那个神秘的阿珍,我知道这桩婚姻里肯定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夏末的某天,我家里收到了阿珍的第一封信,她想带维祥到长沙来疗养,因为她的父母已经跟她断绝了关系,她想请我父母帮助联系。父母开始为这事忙碌起来,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成行,但这期间父亲去了一趟浏阳,回来后跟我说,阿珍想让我去他们那里看看。
　　我去了信,说我想念他们。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信很简短,落款是姐姐姐夫。他们称也想念我,希望我早日去他们家里作客。
　　记忆里大约是1990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坐晚上的火车到了浏阳,一个瘦小干练戴着眼睛的妇人迎面而来,她的声音尖而细,带着浓重的口音,一下就能听出是客家人。我本来想象我们见面会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美丽画面:霞光中,维祥坐在轮椅里,她推着他。看到我,她流着激动的泪水冲上来紧紧拥抱我,而他则坐在轮椅里抹着泪。
　　而现在全不是。那场面甚至有点乏味。她一点也不漂亮,瘦得惊人,可不憔悴,也看不出辛酸和磨难的痕迹。为什么她不显得忧郁些呢?
　　“我们到家了。”我记得走进一栋楼房的门洞时阿珍说了这句话。还没等她把钥匙插进锁孔里,门开了。
　　“妹妹来了。”阿珍告诉他。他坐在轮椅里,仰起脸对我腼腆地笑了下,脸也红了。然后他把轮椅摇到一边,让我们进屋。这是一个温顺而害羞的男孩子,留着平头,长着一张胖嘟嘟的娃娃脸,脸色苍白,但并不颓废,穿着去掉标志已褪色的军服。看起来比阿珍小。事实也如此。我一下就喜欢他了,同时脑子里也生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他不是坐在轮椅里,他是不会喜欢阿珍的。
　　“昨天一夜都没睡,好早就起来刮胡子了。”进屋后阿珍告诉我。
　　“乱讲。”他显得很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星期,更多的时间是跟维祥在一起。阿珍在幼儿园当阿姨,早上我没起床她就出门了,中午下班回家做饭收拾完又到了上班的时间,再回家时已是傍晚,忙完晚餐后,接着整理完房间卫生然后又要烧水替丈夫擦洗,再把他抱到床上,给他身体做按摩,然后陪着他休息。早睡早起。他们一直严格地遵守着这一作息时间。
　　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跟阿珍聊天,当然我也看出她不愿意说什么。她从来都不谈及她的婚姻,似乎不愿提起那些往事。她总是沉默寡言地做她的事。要是正碰到维祥说起她善良,她就会瞪他一眼,要他闭嘴。直到我回长沙的前一天下午,在她陪我去向警予故居的路上,我问她是否爱他时,她点点头,但并不激烈,也看不出有什么英勇无畏的情感涌起在她的心头。“你一看到那张报纸就想到和他结婚啦?”我还是问。人总是喜欢绝望地搜集一切线索去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
　　“我也搞不清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突然笑了一下。
　　我跟阿珍之间总有某种讲不清的隔阂,她把心锁起来了,就是对维祥,我觉得她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有。可我跟维祥,刚见面时的那种拘谨到第二天就没有了,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的身体很虚弱,不过精神还好。他很在乎我这个妹妹,不管谁到家里来了,他都会郑重其事地向人介绍。他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很多从未透露给别人的事情。他似乎没有在意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女孩子,连看到电视上的接吻镜头都会感到不舒服的。他竟然跟我谈论起他们夫妇间的性事。
　　“他们说我不能干那个事。有时我真想把轮椅摇到大街上,脱光裤子找个女人做给他们看看。”他说话的时候呼吸有点急促,药被他握在拳头里。他愤怒,痛苦,突然大吼一声,弯下腰去把脸埋进腿里哽咽起来。我吓坏了。但他很快就抬起头,抹干眼泪,把手里的药片丢进嘴里干咽了下去。
　　“是什么药?”我问。
　　“止痛的。”他说天天吃。因为脊椎总是痛得要命,他常常需要大剂量地服用止痛药,有时只有极大的剂量才能起些作用。“不过有时你不去留意它,好像会好些。”
　　他是被炸弹炸的。他说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红光就没有知觉了。醒来后医生告诉他是脊椎神经受损,腰部以下的半身将瘫痪。“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为什么没有炸死。”他撩起晃荡的裤腿要我看。
　　如果只看那两条萎缩的腿杆,很容易让人想起木乃伊,想起放在博物馆的那具马王堆女尸。我心里打了个哆嗦。“你就是拿斧头砍它,拿火烧它也没有感觉,好像不是我的。”他说。
　　就像劳伦斯笔下的巨福利·查泰莱,没有什么药可以治愈。这样一位终生与轮椅为伴的高位瘫痪病人,按人们普通的常识自然是不会有性能力了,因为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已坏死掉。
　　“我死都不会忘记,我一从昏迷中醒来,那个医生就说你的小雀雀还可以干活呢。说话的时候他还打了它一下。还笑呢,我记得的。”他肯定着自己的记忆。
　　当时的情形有些尴尬。我觉得他不该跟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讲这种纯属“肉欲”的东西。这使我感到惊恐。他看出来了。“我爱你姐姐。”他说。现在我想他那时是想强调他对阿珍的爱。
　　“凡事都是有代价的,要是我不这样,还得不到你姐姐呢,天下最好的女人被我搞到手了。”他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神情在想另外的事,那是隐而不显的痛苦。
　　我坐在棕色的木沙发里,突然感到压抑,喘不过气来。幸好这是金秋的好天气,下午的阳光从窗台上照着我,窗边吹过细碎的风,空气中的青草味便飘了进来,这让我稍觉舒畅。
　　他摇着轮椅往卧室里去。出来时,膝上放着一大摞报刊杂志。他要我看,都是写阿珍的。写她的伟大,善良。
　　但如果没有他,还有没有阿珍的道德呢?人们通常不会这样想,也不愿这样想。因为连他到死都感激她,他从她那里得到了给养。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提倡的。
　　他说在阿珍到医院之前,已经有四五个姑娘找过他了,都说要跟他结婚,照顾他一辈子。“都是假的。”他说因为他成了英雄,她们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嫁给他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你姐姐一来我就知道不一样,这种事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她刚来时我也赶她走。她没走,哭哭啼啼地端起床底下的尿壶去倒。医院的人都喜欢她,她告诉他们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那些战友都羡慕我。可她越这样子,我越痛苦。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最最心爱的人。有天她跟我讲起她家里可能会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一听就抓起枕头边上的书往她身上砸,又抓起她的头发往床上碰,还是旁边的病友和护士把我们分开的。他们要她先出去躲一躲,可她没有,只是趴到旁边的一张空床上拚命哭,人都哭累了,就那样趴在那里睡着了。那天晚上护士给我打了针要我睡,他们怕我的伤病恶化。等我早上醒来时,他们告诉我阿珍走了。那几天我好绝望,就连当初知道自己要瘫痪都没有那样绝望过。”
　　他的眼睛湿漉漉的,说起阿珍为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当时,她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情愿以破坏军婚的罪状被起诉,哪怕坐一辈子大狱,也要女儿放弃结婚的念头。做父亲的觉得女儿还是个孩子,将来是会后悔的。
　　“他说如果我们是在我伤残前恋爱的,他不会反对。”维祥说。“他没有错,他是为女儿的幸福着想。可阿珍告诉我,如果她这辈子不跟我结婚,她就去死。”为此,当地主要部门的领导都出面来对她父母进行开导,希望他们尊重女儿的选择。
　　婚礼是在医院举行的,他的许多战友都来参加了婚礼,而阿珍家没来一个人。她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一无所有。他们已经宣布跟她断绝关系。他们新婚后迁回维祥的家乡浏阳,当地政府送了一套商品房给他们在镇上安家。
　　她在这个镇上成了英雄,常常有不请自到的来访者上门探究他们的生活,并且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记者们也不断地找上门来收集素材。“我们现在最讨厌的人就是那些记者,有次从北京来了个记者,跑到幼儿园找你姐姐,她躲了起来,后来那个记者又找到家里来。他敲门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我们不知道是谁就去开门,结果被他硬撞了进来。不过又被你姐姐拿扫把打了出去。”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