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美国的自由价值观？

作者：诺姆·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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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的想法
　　
　　有教养的人最好应该忘掉这件丢人的事:1961年肯尼迪试图组织国际联合行动来对付古巴时所激起的反响:墨西哥不跟着走。一位墨西哥外交官解释说,因为“如果我们公开宣称古巴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四千万墨西哥人会笑掉大牙的”。那么在美国呢,我们是以不苟言笑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国家安全问题的。
　　美国政府发言人艾森斯塔特在为华盛顿拒绝承认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而辩护时说,“欧洲正向美国三十年来的对古巴的政策发起挑战,该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迪执政期间,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迫使哈瓦那政府换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并未引起多少人“笑掉大牙”。人们如此漠然,是基于以下假定:美国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去颠覆别国政府,包括通过侵略、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和经济围剿去对付古巴。
　　今天,这种假定仍然依旧,也未受到根本挑战,但是艾森斯塔特的声明在局部细节上受到了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的批驳。“作为一位参与制定肯尼迪政府的古巴政策的人”,施莱辛格指出商业助理秘书长艾森斯塔特误解了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肯尼迪政府所担心的是古巴“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联系”。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过时的。施莱辛格并没解释所谓“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联系”的含义,但他在其他场合,曾经秘密地解释过。在1961年早期,施莱辛格在向新任总统汇报访问拉丁美洲的成果时,他详述了卡斯特罗的“捣乱行为”:即是“卡斯特罗主张‘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的扩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随即补充道,因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的分配极大地有利于财产阶级,……穷人和受压迫阶级由于受古巴革命的示范的刺激,现在开始要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施莱辛格也解释了“同苏联的联系”的威胁:“同时苏联在左右盘旋,给古巴提供大量的发展贷款,并提供自己的经验作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榜样。”
　　施莱辛格还向新任总统进谏了有关“文化和精神的崇高目标”的一些“迂腐陈旧的华丽词藻”,这“将能感动美国边界以南的那些盲目崇拜超历史文化的听众”。同时应该认真处理好严肃的事情。为了表明事物已今非昔比,施莱辛格还很实际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恶劣影响”,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行五十年代版本的“华盛顿共识”(今天它的内容就是“结构调整”、“新自由主义”)。
　　从这些关于卡斯特罗“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同苏联的联系”的(秘密的)解释中,我们对冷战的真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西半球之外的相似的“捣乱行为”也并非仅仅是小问题,在那些“要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的人们中,继续传播着危险的思想。1996年2月下旬,当时美国正处于一片喧嚣之中,因为古巴击落了两架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反对卡斯特罗组织的飞机,这些组织经常性地侵犯古巴的领空,在哈瓦那上空散发传单煽动古巴人起来造反(据古巴的消息,他们还参与恐怖分子对古巴的持续不断的袭击活动),与此同时电传新闻正在播出另一个消息:合众社报道说,在南非,“一群欢呼雀跃、放声高歌的人们欢迎从古巴来的医生们”,他们受曼德拉政府的邀请,前来帮助“提高南非贫穷的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古巴的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就有五万七千名医生,而南非有四千万人口,却只有两万五千名医生。”来自古巴的一百零一名医生中,包括一些最高级的医疗专家,假如他们是生活在南非的话,“很可能是在开普敦或约翰内斯堡工作”,领取两倍于现今他们在古巴贫穷地区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古巴自从1963年开始实施派遣公共健康专家到国外提供援助(首先派到阿尔及利亚)的计划至今,古巴已经派遣了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名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到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绝大多数是完全免费。就在一个月之后,古巴的医疗专家应海地之邀,去处理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的问题。
　　这种形式的“捣乱行为”由来已久。西德的一家主要杂志《时代》(Die Zeit)曾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把古巴看成是“一个国际超级大国”,因为来自古巴的教师、建筑工人、医生和其他专家给它们提供大量“国际援助”。据报道,在1985年,有一万六千名古巴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超过了来自美国的和平队和“国际发展援助”(AID)专家的两倍以上。至1988年,古巴“在国外工作的医生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要多,甚至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还要多”。这些援助绝大多数是无偿的,而且古巴的“国际援助团的男女成员都生活在大多数其他发展援助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接受的生活条件下”,这一点正是“他们成功的基础所在”。报道还说,对于古巴人而言,“国际主义援助”被看作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在学校里,教导学生这是“最崇高的美德”。1996年古巴医生在南非受到非洲国民大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人们高唱“古巴万岁”的颂歌,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我们也许该问一问,当利比亚的飞机在纽约和华盛顿上空飞行,投下传单煽动美国人起来造反,美国该对此做何反应?或许该用鲜花给利比亚飞机做一个花环?“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巴里·登斯摩尔在古巴击落飞机事件的几个星期之前所引述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引述的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实践部的前副总裁瓦尔特·波吉斯的一个报道:当“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组乘一架民用飞机试图拍摄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照片时,“他们受到警告必须立即离开,否则将被击落”,而且这样做按国际法有关军事领空的规定是合法的。但是当一个小国受到超级大国的攻击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由于华盛顿自认是“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仲裁者,所以当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没有必要关注有关公众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卡斯特罗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古巴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基于类似的原因,目前有关公众舆论的信息也不起任何作用。克林顿政府正在为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务,其办法就是把苦难和饥饿强加给古巴人民。所有关于古巴人的公众舆论的研究都会表明(以1994年12月盖勒普下属组织的民意测验为例),一半的古巴人认为经济封锁是“古巴困难的主要原因”,只有3%的人认为“目前古巴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形势”;77%的人认为美国是古巴的“最差伙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这一百分数达到3%);认为革命带来的成就大于失败的人与持相反观点的人的比例是二比一;他们认为“主要的失败”是“依赖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背叛了我们”;并且有一半的古巴人把自己描述成“革命者”,另外有20%的人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不论正确与否,有关公众态度的结论,都不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这又是一个常规惯例,这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也是如此。
　　最近公布的一份美国世界健康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安全饮用水供应系统的恶化、药物和医疗信息的迅速减少,并因此造成出生率降低、神经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波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以及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持续了三十七年的美国封锁政策(包括食品的封锁)在最近得到加强,使健康和营养标准遭到严重破坏”,维多利亚·布列顿发表在英国报刊上的文章报道了美国专家长达一年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古巴医院里,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药品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由于缺少零配件,医生们被迫依靠只有不到一半能正常运转的器械进行工作”。其他专业杂志所发表的有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才是真正的罪行,它们远远超过那些为了用来对付“官方敌人”而随意地和故意地违反国际法的法律工具,这些罪行带着只有强权才具有的冷酷和玩弄的态度。
　　公平地说,由于封锁所造成的苦难有时在美国也有所报道,一则消息曾经上了《纽约时报》经济版的头条新闻:“古巴雪茄价格狂涨:封锁真的造成痛苦,因为大雪茄变得稀少”。这则消息报道了商务经理们在曼哈顿的“一个豪华的吸烟室”里经历的磨难,他们抱怨说“如今在美国要得到一根古巴雪茄真是困难”,因为“价格高得到令大多数瘾君子都无法承受”。
　　克林顿政府滥用强权手中的权力,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战给古巴带来深重的灾难,却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古巴政权,并声称要从古巴政权下把受苦受难的古巴人民“解放出来”,然而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扼杀”是精心设计、长期执行、并且在冷战后得到加强,其目的正如上述施莱辛格给新任总统肯尼迪的报告中所透露。正如肯尼迪的拉丁美洲访问团所担心的那样,古巴成功地促进了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政策一直在助长着“卡斯特罗主张的‘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在那个贫富悬殊程度是全球之最的地区传播,激励“贫穷和无权无势阶级追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危险的后果。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以及美国政府基于非常理性动机的一贯的行动的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美国政策自称是为了人权和民主目的,为了检验这是否真实,只需简单地看一看有关纪录就足够了,至少对那些还有一丝一毫的严肃态度的人来说是这样。
　　然而,值此欢庆“美国价值”取得胜利的时刻,想起这些丢人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我们也必须忘掉,就在几个月以前,由于受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所驱使,克林顿“迫使墨西哥签订了一份协议,终止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低价西红柿”,以此作为给佛罗里达州种植商的礼物,此举给墨西哥带来了每年八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既违背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尽管协议达成只是在“精神”上,因为这纯粹只是一次赤裸裸的权力大棒的挥动,而并没有附带正式的关税)。政府直率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做此决定:墨西哥的西红柿更便宜,因此得到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自由市场仍然在运作,但运作结果牛头不对马嘴。或许,西红柿同样也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
　　西红柿和电信当然完全是两回事。无论克林顿对佛罗里达州种植商欠了什么情,和美国电信业提出的要求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汤马斯·伏格森讲述“1996年大选最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是电信业而非任何其他部门拯救了克林顿”,他从“这个利润高得可怕的部门”获得了大量的竞选捐款。1996年美国的《电信法案》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电信业)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感谢信”;即使工商界选择了不同的捐赠组合,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不同;当时《商业周刊》预测在最新一场“美国大财团的惊喜晚会”上,将有“盛大的”利润。
　　一些事实真谛,不准人们去回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福音”(只是为了向穷人和弱小无助者鼓吹)的真实纪录是:保护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政府以异乎寻常的狂热把国库公共资金投向高科技工业。这里,我们才开始触及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对刚刚所研究过的“狂热”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不过是为真实故事所作的小小的脚注,真实的故事才是:美国的大财团在控制国际市场上是如何获得如此优势的地位,并由此激发了目前对“美国价值”的庆贺。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它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事情:当前世界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对意识形态和说教的把握,其中一些说教,编织出来就是为了在人们中间制造失望、退缩和绝望。
　　(此文原载电子杂志《Z》和《中国与世界》,中文授权《天涯》发表,发表时有删节)
　　诺姆·乔姆斯基(A.Noam Chomsky),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批评家,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语法结构》、《语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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