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通向毁灭之路
作者：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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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所有的自由主义的朋友们都看一看1999年7月13日的《羊城晚报》,这一期的报纸上有两条颇有对比价值的新闻:一条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1994年到1998年间使自己的净资产翻了一番,总收入已经占世界全部人口总收入的41%;而近九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也从30:1上升到了74:1,有八十个国家目前的年收入比十年前还少。另一条新闻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索马里面临严重食品短缺的人口已达一百万,其中四十万人随时可能饿死……我想,这就是自由主义已经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好了的秩序的图景,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一体化世界的真实面目。
各种“自由主义”并不都是争取自由的主义,正如繁多“社会主义”并非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主义。自由主义概括地说来,是在伦理上主张“性恶论”和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私及利益追求是驱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上,则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视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视“财产权高于生命权”;其人性观强调人主要是经济人的一面,人是利益的动物,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单向度的人”;其历史观,是所谓的自然演进,后来哈耶克称之为“自发扩展秩序”,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母体的所谓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演化规律。因此,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也就主张建立类似自然秩序的绝对“市场经济”——主要意思是指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而保护市场自由,包括自由竞争的生产和贸易。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主张自由是人的第一天性,因而自由在人的价值序列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这“自由”主要又是通过财产权即经济自由体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就认为自由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弱肉强食不仅是自然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历史地看来,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如自由竞争、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代议制、有财产才有政治发言权等等,曾经克服了贵族专权的旧制,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扩张需求,曾经鼓励他们快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也使得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所谓“工业化”以来),取得了过去上千年都未取得的成就。但这种自由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所谓“进步”、“文明”的话语,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重建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使掠夺和剥削合法化。他们曾自相矛盾地幻想在其他的方面建立某种民主、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拾煤渣的老太婆与煤炭大王共享的“平等”总是让人觉得虚幻。他们早期还强调过博爱,如今也暧昧躲闪不再怎么提及。作为自由主义理想的大叙事,一个既有平等又有效率的制度,包括强者的财富通过“涓滴效应”间接施惠于弱者的制度性调节,自然有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本世纪以来引发过战争(如三十年代大萧条)和未引发过战争(如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风暴)的危机,一再证实这种看似理想的制度并不总是灵验,一再证实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总是通向垄断和强权的致命缺陷。
“市场自由”是否可以随时而有效地调节和化解社会危机,这一点暂且不论。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资源无限论,即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供无限开发。以这样的假设,自由主义才有可能认为经济寡头并不影响其他人去开发和获取其他资源,因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可能完全被垄断,因而一些人的富裕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他人的贫穷。应当说,这种方案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的开发还有限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资源不仅越来越为某些富国和大资本垄断,而且也越来越匮乏,自由主义理论致命的要害之处也显露出来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眼下或是资源短缺,或是被迫过分廉价地出卖资源,于是资源紧张很快成为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和并发症,社会危机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快、更尖锐,市场的负面效应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大、更严重。一些人垄断财富正成为其他一些人死亡、贫困的根源,连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也认定:“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
六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早已表明,我们已临近增长的极限,面临能源负增长递减增长的威胁,地球环境正在全面恶化。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富裕国家们注意到了,但为了自身利益,它们还在加快对资源的垄断和占用,从而驱使更多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贫困和绝望。而现在自由主义的胜利,更有利于富国肆无忌惮地占用垄断资源。福山不是早就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已经终结”吗?确实,自从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在全球建立了新的单极化一体性的新的秩序,以更好地保证富国集团利益,诚如学者陈燕谷所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此畅通无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生产方式,一个由巨型跨国公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若干跨国组织,包括北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超帝国主义轮廓开始显现出来。”
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果实的一部分,当然值得其他民族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掩盖发达国家曾借助于掠夺而聚积财富的事实。欧洲当年大量向美洲、澳洲及其它地方移民(类似全球范围的“闯关东”与“走西口”),大大缓解了本土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充分利用了历史给予他们的特殊条件。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重复的过去。眼下日本不砍本土的森林,美国尽量不开采本土的石油,这也是依据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有的经济强势。正是这些欧美国家先行一步的优越,使后发展国家重复照搬它们的模式既不可能,也不应该。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资源已日渐匮乏而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的今天,在以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已经造成不平等秩序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此没有反思,重蹈覆辙,仍旧追循恶性开发和所谓自由发展的模式,仍旧一厢情愿地横移“美国梦”或“日本梦”,只顾单纯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就必将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必然会加剧目前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资源有限而人口众多。我以前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革命的诉求都是“均贫富”,我现在想明白了,在一个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度,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很多人被逼到资源极限构成的死亡线,没有回旋余地,只可能走投无路,揭竿而起。黄仁宇、何清涟等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源时,指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却耕地资源有限,一旦出现耕地资源被过于集中垄断的现象,民间必定怨怼丛生,如果再有天灾,耕种欠收,就只能“吃大户”或以暴力形式“分田地”,所以历代封建王朝为稳定自耕农,均采取“抑兼并”的政策,压制豪强,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如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清末人口激增,而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再加上灾荒,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饥●遍地,流民大增,终于导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中国历史上天灾与人祸紧紧关联的事实显示,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总是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它不是什么劣等民族的种性遗传,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恶劣生态条件下难免的思想文化产物。
生态从来是一个公共而非个人的问题。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又把人单一地定位于“经济人”的范畴,尊崇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把一切关系都变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有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已证明:虽然人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又是与他人血脉相连的,如有共同基因的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亲近感,甚至可以为携带相同基因的其他个个体牺牲自己,这又说明人有其利他利人的一面。至于生物考古学,更证明人是群居的动物,证明人具有“群性”与“公性”的一面。而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人的私性,夸大其冲突与争斗,并予以鼓励,从而最终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双重的环境恶化。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同样提倡“群性”与“公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屡屡破坏生态环境,同样需要认真地反省与批判。但那种“超英赶美”式的实践无非是国际自由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反应,其“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观念也与自由主义同出一源。当这种实践逐步蜕变为“化公为私”的官僚集权现象,它不但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同时取消了公共性,即“群性”与“公性”的丧失。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私利至上来清算那一段实践,那不但是药不对症,更是以暴易暴,因为重建公共性是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知识基点和道德前提;把伪装了的不公正变为公开和合法的不公正,与这一前提毫不相干。
在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5%,消费的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费的30%,一个美国人消耗着五十个印度人消耗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怎么还可能获得美国式的现代化?中国人也渴望过上富裕的日子,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一半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中国能到哪里去获得这些资源?如果不诉诸强权和战争中国又怎么可能获得这些所需要的资源?在核武器越来越多的今天,这种个人利益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国家利益无限扩张,这种对内自由主义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极端民族主义,这种老一代帝国主义已经出演过、而当今某些发展中国家正想重演而不得的利益扩张过程,会不会使人类走向毁灭?一旦灾难大规模发生,人类会不会像当年最强壮的动物——恐龙那样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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