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灵魂纪念馆

作者：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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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去世二十年了。他的骨灰盒在这个叫做“革命公墓”的地方放了十年。而我已经五年没有来看他。我四处漂泊,每到父亲的忌日,总是想起这个骨灰堂,内心叹息,又转而丢到脑后,去忙世间那些催赶人的事。
　　骨灰堂内,光线暗淡,气氛阴森压抑。一层层架子,一排排编着号码的骨灰盒。各式各样的骨灰盒摆在一个个方框里,有的被祭物包围,有的孤孤零零,全都落满灰尘。骨灰盒上那些发黄的照片透过灰尘展现出不同表情。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仓库。难道这些脏乎乎的盒子,每一个里面都曾经是一个活过的人吗?一个问题总是压抑不住地在我的脑子里回绕:人可以这样摞起来吗?
　　父亲的骨灰盒原来放在上半部,现在却被挪到了下面,蹲下才能看到。骨灰堂进行过扩建。人越死越多,仓库也就越来越挤。扩建后骨灰盒被重新安放,那些有“后门”的亲属就会为自己亲人争取一个好位置。按照一般概念,上面的位置显然好于下面,大概在阴间也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吧。
　　骨灰堂外,送葬的队伍行进着,亲属哭嚎的声音震天动地。空间中弥漫着焚尸炉中冒出的烟。纸钱和白花随风旋转。
　　如果死后能够选择,我绝对不会愿意被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想法。放在这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供后人纪念。父亲死时我十五岁,能记着他并且怀念他,但也只是好几年才来一趟,假若我将来有儿子,他还会愿意来这里看望从未谋面的爷爷吗?儿子的儿子呢?
　　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心事。父亲的骨灰盒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那头又是什么?被后代遗忘?还是被骨灰堂当作无人认领的废品抛弃?
　　想了好久,我决定现在就让父亲离开这里。除了在家乡的土地上打日本人,父亲的生命大部分都给了中国的汽车工业。我从他工作了多年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借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把他的骨灰盒送回山东老家——龙口。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进口轿车,可是我觉得只有用“红旗”才对。在父亲为中国汽车工业倾注的心血中,“红旗”牌轿车是他那一代创业者最为自豪的杰作。现在,由他儿子开着融进他心血的轿车把他送回家乡,他一生的轨迹似乎也就首尾相接地圆满了。
　　我常思考死亡。在送父亲回老家的路上,我每天晚上都长久地坐在父亲的骨灰盒旁,一杯酒,一支烟,独自看夜空的星星。
　　反抗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自古以来进行的最大战争。人们养生、练功、寻找长生不老药、求神保佑,当一切都在死亡面前无可奈何的时候,丧葬便成了人追求永恒的一个寄托。
　　生命不能永恒,就把陵墓造得永恒。帝王之陵最为典型,上千年的时光过去,仍然耸立。武则天把她的陵墓造得如一女人仰卧大地,与天地融为一体,登峰造极。而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要为死者垒起一个坟头,刻上几个字。那是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标志,是他生命的象征。
　　过去的丧葬不拘形式如何,都是以灵魂不死为基本观念的。丧事的操办和仪式的程序大都是为死者飘忽于另一个世界的魂所做。贵人把奴隶活埋在自己身边。千军万马的兵马俑跟着帝王到阴间去逞威风。传统的陪葬中除了金银财宝,还有陶制的猪圈、磨坊、乐队等,到阴间也要过日子。夫妻必须合葬。生者要时常给死者送钱送衣,还要做法事,祭祀祖先等等。
　　然而,在今天这个科学和理性昌明的时代,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没有天堂地狱,也没有上帝鬼神。人就是一些物质元素的组合。死亡就是物质组合的解体,形神俱灭。失去了生命的尸体转化成青烟黄土,也许在亿万年之后转化成石油。一旦生命终结,就是永恒的黑暗,一无所有。
　　生命不能永恒,再坚固的陵墓也照样不能永恒。现在看那些昔日威严辉煌的王陵,秦始皇陵成了农民承包的果园,汉陵成了牧童放羊之处,明定陵倒是修葺一新,然而万历皇帝的头盖骨却被拿出来展览,他的陵园上建起了收费厕所。
　　真可谓“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自流”。
　　一度,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力图把科学生死观转变为对现实更“有用”的行动,他们平坟还田,丧事从简,捐赠遗体,抛洒骨灰。但是尽管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直到今天,真正能那样超然对待死者和丧事的人比例还是很小。不要说尚未彻底移风易俗的农村,就连大城市里操办之风依然盛行,甚至愈演愈烈。几十年来,全民教育,反迷信斗争,行政命令,诸多方法全都用过,但只要稍微一松劲,种种旧习就卷土重来。
　　按物质计算,人类有多少资源被浪费在无知无觉的死者身上?有个故事说农民上山去耕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地,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的地盖在了他的草帽下面。这虽然是个玩笑,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土地资源的困境。今天,从南到北的坟地得多少草帽才能盖得住呢?人总是越死越多,每个死人占据的空间,耗费的金钱和材料,累积起来的总量是多少呢?会不会有一天,地球上的活人将被死人挤得无处可呆了呢?
　　然而,我们能因此就简单地指责丧葬仪式都是铺张浪费吗?人是有感情的,人们为死者的辞世而哀痛,缅怀死者,怎么能不让他们表达?不错,人没有灵魂,但既然人死后只剩下尸骨,人们不对那尸骨表达感情,又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人们就只能把丧葬搞得尽量铺张和隆重了。
　　这就是现代丧葬陷入的尴尬境地。传统丧葬的宗教之核——灵魂已被否定,丧葬的意义转成仅仅是为了生者的感情寄托。然而把对亲人的全部感情、纪念和供奉都凝聚在一盒骨灰上,其中却有一种极大的荒谬。摆在你面前的骨灰明明白白告诉你亲人已死,死亡阴郁而丑陋,却不是亲人曾活,活得健康美丽。骨灰看上去神圣异常,却放哪都笼罩阴影,让人躲避或嫌弃。语言中最不屑的词汇有一个“人渣滓”。骨灰不就是人渣滓吗?地地道道,名副其实。我们却把它和亲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了亲人的全部、唯一的象征,并且在唯物主义的观念和现世资源条件对传统丧葬内容的限制中,形成了一套以遗体骨灰为主体的、卑琐扭曲、耗人浪费、无审美亦无文化价值、而又人人都不得不照做的病态丧葬方式。
　　这不,我也是一样,千里迢迢把一个骨灰盒送回老家。
　　到了龙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跟市政府打交道。家族长辈们叮嘱我要把父亲的骨灰盒放进“革命公墓”,还要立一块碑。父亲十五岁参加“八路”,四十年前就在龙口当过代理市长(共产党的),似乎该得到这种荣誉。“一平方地皮就够了。”长辈们说。可龙口市政府不买账。死了那么多年的人对今日龙口已经没有价值。
　　我没有跟市政府官员认真交涉,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盼着他们拒绝。我去跟他们说这话,只是因为家族长辈有这要求。我开车几千公里从东北跑回老家,目的并不是把父亲的骨灰盒从一个“革命公墓”转到另一个“革命公墓”,而是想一劳永逸。
　　我把父亲的骨灰盒带到了海边,让父亲再和家乡的海呆一会儿。虽然我的理性足够知道这是虚幻,可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宁愿把死去的亲人想成有灵。我接受科学生死观,却认为再唯物也不能喊个“一二三”就把亲人尸体从病房窗口直接扔进后院垃圾箱。我主张丧事从简,可我跑这一趟的耗费不少于大多数葬礼。关键是人必须把哀思寄托在一个对象上,当对象只有一个骨灰盒时,也就只有围着它转了。
　　据说大象临死前会自己离开象群,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死。它不愿让自身尸骨给同类笼罩上死亡阴影。那么,作为人,作为具有智慧、理性、审美意识的现代人,是不是能找出一个比骨灰更美好、更永恒、更节约、又更能表达情感的对象,作为死者留给后人的纪念呢?
　　当我把“红旗”轿车驶进家乡的村庄,乡亲们纷纷围拢,老人轻轻拍打车身,妇女透过玻璃往车里看,儿童们抢着东摸西摸,大家轮流坐进车,颠着笑着。我看着这一切,似乎是父亲回到了老家,所谓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吧。爸爸,那位大爷是在跟你这久别的兄弟叙旧吗?老奶奶像是责备你走得太久,孩子们似是从你的兜里掏糖。爸爸,看你的模样多体面、多出息,乡亲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哩。
　　那些被装在骨灰盒里的人们,人生一世,难道只有那点默默无言的干涩骨灰?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每个墓碑之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谁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读书时,哪怕书的作者是三千年前的古人,你也会感觉他就活在眼前。多少肉体早已消失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命却一直激励我们,指引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死了吗?每当我置身在图书馆时,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周围包围着我的,是无数活生生的灵魂。是的,灵魂。我说的灵魂不是神学意义上的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而是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生活历程、思想感情、他的人性和他作为一个人的非物质的本质。每一个死者,正是他们的这种灵魂使人怀念,人们在为他操办丧事的过程中,在捧着他的骨灰盒擦来擦去时,寻找的不也正是这种灵魂?那么,能不能用这种灵魂代替骨灰,把纪念死者的主体从骨灰转移到灵魂上呢?
　　当然,所谓的灵魂不能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只有把那种灵魂固化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对象,才具有代替骨灰的可能性。虽然人死后形神俱灭,然而人的生命历程、思想感情和精神遗产是可以通过文字记载而得到“固化”的。那固化下来的,不就是脱离了物质躯壳而能够得到永生的灵魂吗!这就是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也是曹丕言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原因所在。自古以来,无数伟人名流就是这样通过留下回忆录、传记和文献资料,使他们的灵魂脱离有限的肉体,承载于不灭的文字,从而获得了永生的。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普通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灵魂呢?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功名伟业,没人给他们著书立传,也没有不朽作品以传千古。但是他们也照样有生命历程、思想感情和精神遗产,也就是说,他们也有灵魂。固然他们自己可以写回忆录,至少也有日记、信件、音像资料什么的,然而问题在于怎么保存。现存的机构——出版社、博物馆、图书馆只对伟人名流感兴趣。普通人的东西如果只是压在自家的箱底里,遭受虫蛀、发霉,最终丢失或被遗忘,与骨灰的意义也就相差无几了。
　　所以,关键在于为普通人的灵魂找到一种有效的保存手段和纪念方式。我一直想,能不能建立一种叫作“灵魂纪念馆”的机构,专门珍藏和管理死者生前所写或口述的回忆录,或者是亲友为死者写的传记,也可以包括死者其他的个人档案、作品、照片、录音录像等。每个人只需要一张薄薄的多媒体光盘,就可以把所有内容文、声、像并茂地保存进去。而那“灵魂纪念馆”应该是永久性的,所有光盘都会得到永久保存。 “灵魂纪念馆”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对普天下所有人一视同仁。人活着的时候不平等,在死亡面前总不应该再有区别。保存灵魂不仅仅是伟人名流的特权,而应该是全人类共有的天赋人权。所有的灵魂在“灵魂纪念馆”中,都将受到神圣仪式的供奉,与天地共长久。
　　我设想,“灵魂纪念馆”就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拥有世界级的艺术建筑群和雕塑群,美丽幽静、肃穆庄严。珍藏光盘的库房在地下,能抵抗核爆炸、大战、冰川等浩劫。建设这样一座纪念馆实在算不了什么难事,从人类每年花在肉体丧葬上的财力、物力中分出一小部分,千分之一,也许万分之一,就足以为亿万灵魂提供这样一个安身之处了。
　　一盒骨灰传达出的只有一个死亡,而在同样大小的空间里,却能容纳数百张光盘,每张光盘都可承载数以亿计的信息。那些信息传达的,却是人生命的精华!
　　如果有这样一个保存和纪念灵魂的地方,人类丧葬就具备了根本变革——从祭奠死者的尸骨转为永存死者的灵魂——的基础。无论一个人的肉体死了多少年,读一遍他的回忆录,他的灵魂就可以整体地再现一次,他的一生就从始至终地重活一遍。无论死者多么老迈,你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他(她)年轻美丽的时光,也曾是少年,也曾顽皮、浪漫、恋爱,并且梦想……纪念馆高水平的再现设备甚至能让你看到亲人像真的一样活在他的历史中,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眼前。
　　有什么凭吊亲人的方式比看他的历史、读他的回忆录、听他讲述,或重温他留下的日记书信更好?亲人的灵魂与你同在。你将同他一起重走他一生的历程,与他一道思考、激动、希望和反省,体会他的情感,让他的智慧、经验给你启迪,用他的生命之火给你点燃指路明灯。
　　而父亲现在只有一个骨灰盒。我提出要把他与爷爷奶奶埋在一起。一个远房二叔为我引路。夕阳下,二叔扛着锹走在前面,我开着“红旗”跟在他身后。路两边长满庄稼。车在不平的路上起伏。爸爸,你终于回家了,坐着你造的车,由你的儿子驾驶。开着“红旗”轿车回家的一路,我时刻在发动机的转动中感受到父亲的脉搏,笼罩我的车身的似是父亲的拥抱,在“红旗”的行走中,我感到父亲活着,和车融为一体,和我融为一体。
　　爷爷奶奶的坟早已被平,那块地里如今长满了花生。二叔只能依稀记起他们埋在什么位置。我不要求精确,仅是想让父亲离他们近一点。说实在的,做这些都没有实际意义,我只是不想让父亲继续呆在阴森的骨灰堂里,他应该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松弛和舒展。
　　可以想象,如果一代代死去的人不是把他们的一生智慧带进棺材或火化成灰,而是记载下来留给后人,那种遗产难道不比留下再多的金钱、房屋和遗产的价值都高出百倍吗?现在的人都会有几十年的晚年时间需要“打发”,有足够的时间“固化”自己的灵魂,那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吗?写回忆录不仅仅是个记录经历的物理过程,也是对人生的总结和升华,除了对自身是一种修炼,对人类的道德文化肯定也有促进作用。
　　我相信,未来的“灵魂纪念馆”将成为人类的智慧宝库,最宝贵的人生图书馆,亦将成为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风俗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基地,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无价财富。有了“灵魂纪念馆”,从此历史将不再仅仅是强权的声音,一旦人人都能留下自己的历史,那些充斥以往历史的谎言和伪说就不再有存身的位置。
　　如果让我畅想下去,我甚至想到“灵魂纪念馆”周围有海一般的森林,其中每一棵树都是用死者骨灰栽种的,树上也许还有死者的铭牌。当后人在“灵魂纪念馆”中凭吊完自己的亲人,再坐到亲人的树下沉思,他会感觉到亲人没有死,就活在自己身边。那风在树叶间的■■低语,不正是亲人讲述着战胜死亡的故事吗?
　　而那时,当人类知道在死亡的无边黑暗中,有这么一个地方在为灵魂燃烧着不熄的圣火,永世供奉着他们曾经作为一个人而得到的尊严、智慧和理想,那么即使他们已化成尘土,那尘土也将自豪。
　　我在花生地里挖出一个坑。乡亲们觉得这样埋葬父亲似乎太冷清,毫无排场,也没个什么市里镇里的头头脑脑参加。我也许应当告诉他们,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可开得挺风光。上千人参加,各级领导出席,党给做的评价甚高,花圈什么的海了。那时尚在“文革”后的平反昭雪之初,人们的感情还很新鲜,仪式也没像后来那么简化。上千人轮流跟我们全家握手,把我的手都握麻了,一个挨一个到父亲骨灰盒前鞠躬,光鞠躬就鞠了两个小时。
　　我当时作为家里的长子,有一系列接触父亲骨灰盒的过程,然而那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在那时不会说,即使现在说也会让人不以为然,当我去拿起、放下骨灰盒、或是捧着骨灰盒行进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千万别失手,千万别让这骨灰盒从我手里掉下。
　　老家的乡亲们不知道,龙口的市政府不知道,十年前在父亲平反追悼会上向这骨灰盒鞠躬的上千人也不知道,被说成在“文化革命”中自杀又被不少人说成他杀的父亲根本没留下骨灰。在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个齿轮。
　　为了开那个平反追悼会,必须有一个能让人面对的对象。骨灰盒是我去买的,而盒里不该是空的。如果骨灰盒从我手中掉下,当众滚出一个齿轮,那似乎对鞠躬的上千人是个侮辱。人们的尊敬和悲痛应当给骨灰而不是一个齿轮。
　　暮色降临的时分,埋葬父亲骨灰盒的坑已经挖好。在离别的一刻,我打开骨灰盒盖看了最后一眼。骨灰盒内,齿轮反射着黯淡的天光。那是中国第一批“红旗”牌轿车上的一个齿轮。它诞生于世时,父亲正在意气风发地领导着“红旗”轿车的事业。我相信父亲的灵魂会在那时传递进这个齿轮,哪怕只有一丝,这齿轮也比骨灰更接近他的真谛。
　　因此,这齿轮该得到人们、家族、乡亲们和我为它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离别家乡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埋葬了父亲的花生地。家乡的泥土散发着春天的芬芳。我的祖祖辈辈在这土地上生生灭灭,现在全部化成了虚无。父亲也和他们一样,只剩下一平方米的湿土,太阳升起就将无影无踪。在这片家乡的土地下,祖先数不清的尸骨中多了一块金属。我在心中默默地对父亲说,等“灵魂纪念馆”建起的那天,我将重返家乡,把他的齿轮拓在一片纸上,永久地安放在那灵魂的殿堂。
　　
　　王力雄,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和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