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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最后的戏剧
作者：孟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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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最后的戏剧
孟晖
时间:1999年夏季最炎热的一天上午
地点: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附近一露天茶室
被采访人:小剧场话剧《血色玄黄》的编剧刘深,该剧的两位主演,雍正的扮演者丁霄汉和狗儿的扮演者何涛。
采访人:孟晖
提问者(以下简称为“问”):几天前,看了你们的小剧场话剧《血色玄黄》。因为事先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宣传,坦率地说,我没想到这个话剧会是这样可爱--我用“可爱”这个词,并不是要否定你们尝试创作严肃的历史剧、悲剧的努力。这个戏“可爱”的方面很多,但是,我想,它最可爱的地方,是对雍正这个历史人物,做出了戏剧家们独特的解释。在你们的戏中,雍正篡位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他对血、对暴力、对罪恶有一种天生的迷恋,和对权力的迷恋混合在了一起。如果有人竟敢对血、对暴力表现出恐惧,就会激起他极大的愤怒和轻蔑。
丁霄汉(以下简称为“丁”):吸引我们的,就是在这部戏中雍正的那一种特殊的状态:开场时,雍正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本来已经被权力和安逸腐蚀垮了,都老糊涂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宝贝儿子弘历居然怕血,怕罪恶,对于继承用人血染成的权力,显得心怀疑惧。这就让雍正极为不安和烦恼。他对罪恶的激情一下被唤醒了,记忆也忽然鲜活起来,于是,一个个的亡魂开始登场,舞台上顿时成了人鬼交错的世界。就是通过与亡魂们的交锋,雍正重新迸发出了活力,他再一次杀人,再一次让人血染红了黄色的龙袍。
问:在这部戏中,你们完全没理会历史学家的说法,你们甚至没去管所谓的历史事实,而是在舞台上尽情地展开了你们的想象。不管这个戏有多少不足,有多少缺陷,它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契诃夫所从事的那种艺术,而不是让人觉得你们是历史系学生。夸张一点说,通过《生死场》,也通过你们这个戏,中国的戏剧家们好像终于明白自己在舞台上该干什么了。
刘深(以下简称为“刘”):最初,我也是想写一出大戏,把雍正篡位的过程,从头到尾写一遍。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剧一向的写法就是这样,把古人说过的事,按照当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从头到尾再说一遍。这时,我发现最吸引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像雍正这样性格和经历的人,到了他垂暮、将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回顾一生,他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别人?这样,我就改成集中只写雍正暮年中的一天。这一下,整个戏就变得比较单纯了,人物只有雍正、太监狗儿、弘历,雍正三个兄弟的亡魂--这三个亡魂由同一个演员扮演,他三次上场,每次分扮一个人物。另外还有也是鬼魂的如嫣。情节和人物集中了,我反而可以把力用在刻画这些人物上了。
问:换句话说,话剧终于是在写人,而不是光忙着说事儿了。实际上,我们的话剧往往是光在“说事”。常常是为了说一点很浅薄的道理,就把剧情编得极其复杂,费劲死了。可是,这个戏,故事情节相对比较单纯,人物的心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却相对复杂。
何涛(以下简称为“何”):例如弘历对血的害怕显然是假装的,他是一个甚至比他老子还阴险的阴谋家,利用雍正的手来染红他的宝座。这样就让他和狗儿的关系也微妙和复杂了,因为狗儿是雍正的宠奴,他对雍正愚忠,但是在愚昧中又有着奴才特有的狡诈,该明白的他不明白,不该明白的他倒明白。更糟的是他还特别多嘴,这就让弘历不安,老要恫吓他,控制他。可是,狗儿无论是多么的害怕,他就是改不了多嘴这个毛病。这样一个小小的性格弱点,在严酷的官廷斗争中,却能要了他的命。最妙的是狗儿自己完全明白这一点,可就是改不了,最后只好自杀殉主,以逃避更糟糕的厄运。
问:这两年来几个比较成功的话剧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话剧的情节终于单纯了,而人物和人物关系复杂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大多数话剧实际做不到。往往是剧中的事情看着挺复杂,挺热闹,好像满台是戏,可是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其实非常简单。“说事”的戏谁爱看?我想,这恐怕也是近年来话剧观众流失的一个原因吧?
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市场的问题,体制的问题,等等。
问:说起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近年以来,话剧是不大景气。不仅普通的观众不再进剧院,许多文化界人士好像也把话剧忘了,话剧成了一个冷落的角落。在各种艺术中,话剧在今天也成了一个最无利可图的行业。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戏剧人还是在坚持搞话剧,非常顽强,这让人不能不佩服。更为奇迹的是,就是在这种坚持中,话剧好像悄悄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一两年来出现的几个好戏就是证明。戏剧人自身的进步,话剧的进步,硬是把一部分观众渐渐又吸引回了话剧。但是,戏剧人的这种坚持,所取得的这些进步,是在相当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外人并不了解。听说你们这个戏的两度上演,都是异常艰苦。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情况,谈谈好吗?你们这个剧组的成员都很年轻,听说你们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
刘:是的,我是去年刚从“中戏”(中央戏剧学院的简称,下同)戏文系编导班毕业的,这个剧首排时的导演,是我的同班同学郭琪。演雍正的丁霄汉,演狗儿的何涛,都是三四年前从“中戏”表演大专班毕业的。其余的人员,也基本都是戏剧学院毕业或在校的学生。这个剧本,原本是我的毕业创作作业。去年,学校决定选四个学生毕业作进行实际排演,为这拨了十万块钱的经费,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就用这十万块钱,排了四台戏,其中就有《血色玄黄》。平均每台戏只有两万五千块钱可用,可是,光租一把龙椅做道具,一天就要几百块钱,所以很多事都只能将就,挺艰苦。《血色玄黄》排成后,上演了四场,算是汇报演出。然后,当然就是停了。
丁:演了四场之后,大家都觉得不过瘾。我和演狗儿的何涛也特想演个戏,所以,就使劲地各方面想法努力,终于由现在的制作人设法拉来了十万块钱的投资。这样,我们重新建了剧组,排练了十几天,在1999年7月又上演了十多场。
刘:这一次是进入真正的商业运作,处处都要钱,十万块实在是太少了点。没办法,我父亲那些日子天天掏钱给我,开玩笑说他负责“赞助”矿泉水,让我买矿泉水给剧组的人喝。我们的宣传经费一共只有三千五百块钱,能干什么?根本没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首演那一天,又正好赶上北京今年入夏头一场大暴雨,一共才来了五个观众。
问:这事我听说了。当时在场的亲友们都为你们担心,心想你们这还演得下来吗,特为你们难过,可是,据说,你们还是演得很认真。另外,我记得在《戏剧电影报》上看到过半个巴掌大一条关于这个戏上演的小广告。在这个小广告上说,如果有团体愿意观看的,你们可以免费进行观摩演出。我没有记错吧?真的实行了吗?
刘:是有这么一条,而且也真的托人去一中等学校联系了。不花钱看戏,还是有人愿意来的。我们是想,既然排了,就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这一次,大家真的是不计功利,不图别的,就想搞一出好戏,所以都特别投入。说实话,我们原来是没想到能请到丁霄汉的,他是有名气的演员,影视片约不断,而我们最初只是毕业汇报演出。但是,何涛在看过剧本,挑了狗儿这个角色之后,坚持向我们推荐他的好朋友丁霄汉,说这个角色就该由他演,丁霄汉也真的同意了。
丁:我们这次合作得特别好。排练场的气氛好极了,都是年轻人,又是排年轻人的戏,大家很认真,同时也放开了,随时排,随时讨论,随时做些改动。刘深把手提电脑带到了现场,一旦有什么改动,当场就改。这样的编剧可是少有。好多编剧一旦知道自己的戏开排了,就松了心,根本不去现场。
刘:所以,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我在排练现场,大概是怕我干涉他们。从他们开始排练,我就天天去现场,他们特烦我,老轰我。轰我,我也不走,照样在那里呆着。不为别的,我就是特别喜欢呆在剧场,喜欢看排练。排话剧,大家不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在钱上也都要做牺牲。像毕业汇报演出那次,他们两个演员是外请的,每人才拿一千块钱。我和导演是学生,没有报酬。用这时间如果去拍电视剧,那在经济上是没法比的。实际上,我们都只能采取用影视养话剧的办法,靠话剧是没法活的。
问:你们现在都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丁霄汉毕业后分到了剧院,何涛毕业后没有回到原单位,留在了北京,靠自己找活挣钱,自己租房子住,成了自由职业者、“北漂”了。
问:“北漂”?这是什么意思?
刘:是说那些没有工作单位,在北京漂着,从事艺术的年轻艺术家,现在这样的人有相当一批。因为漂在北京,就简称为“北漂”。排戏时排练场管盒饭,管矿泉水。有时排练到夜里两点,何涛会对我说:“哥们儿,借我二十块钱,我好打的回家。”这样,起码的生存也就对付了。
何:最近我电视剧演得少,基本上都是在演话剧了。毕业后,我可以说是一年上一个话剧,四年四个话剧,没空着,行,我挺好的。
刘:他演话剧多,又没单位,真是比别人都难。在《血色玄黄》排练当中,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借我一千块钱,我真是没钱了。”
何:我还奇怪你怎么总有钱呢?
问:可是,我听刘深说他去年毕业后还是分到了话剧院?现在是在剧院演出处?
刘:对。其实我本来可以去电视台,可是,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话剧院。分到话剧院后,剧院让我到演出处实习一年,专门管票,拿着一叠票站在剧场门口,等着给特约观众送票什么的。我们家人都开玩笑管我叫“刘票务”。有时,我真是挺悲观的。像丁霄汉,和好多影视大腕儿都是朋友,这些人都有房子有车,他却没有,这是什么感觉啊!和他、何涛同辈的演员,现在哪一个不是已经买了车和房子?他俩就因为迷话剧,弄得自己什么也没有。我真怀疑,这种状态,大家能坚持多久。
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话剧是面临着特别严重的困境。现在全是商业运作,考虑为一部戏投钱之前,投资人先算能赚回多少。今天的话剧又没有观众,一部戏如果单靠票房,收回投资都很难,更不要说赚。这样,投资人当然就不肯轻易投资,所以,要上演一台戏特难。没有好戏,观众就更不进剧院,成了恶性循环。
刘:我真算是幸运,许多同学写了很好的剧本,根本没有上演的机会,就这样压着,压几年,也就被人忘了。有时,我真觉得,不管这些热衷话剧的人怎么努力,中国话剧再拖几年,就会彻底完了,死掉了。
问:这一点说起来让人真是感慨。就在最近的《新疆文物展》上,展出了唐时演绎佛经内容的剧本的碎片。在宋代,《目连救母》戏可以连演几天几夜。实际上,连演几天几夜的目连戏,在今天南方某些乡村还保留着,上演着。义和团在降神的时候,所请的神灵中有黄天霸、窦尔墩一类人物,因为这些人都是当时戏曲、评书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老百姓知道他们,熟悉他们,特别尊敬他们。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后,有领导动员新凤霞离婚,新凤霞的回答是,王宝钏寒窑苦等了十八年,我可以等二十八年!随便举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戏剧曾经对中国人有着多么大的影响,曾经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多么紧密和互动的关系。它从来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它比娱乐所意味的要多得多。当然,我们可以指责说,这些旧戏剧宣扬的都是旧观念、旧文化。但是,人们也都知道的是,在新文化运动对所有这些旧观念、旧文化发起攻击的时候,戏剧扮演了很引人注目的角色。像《玩偶之家》在妇女问题上对人们产生的震撼,这是谁都知道的。千百年来,戏剧一直感动着我们这个民族,帮助和激励人们去记忆、期待、思考、抉择,明辨是非。我在这里讲“明辨是非”,不仅仅是指情感、道德、伦理,也包括审美。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艺术家与观众之间长期的积极互动关系,才形成了我国传统戏曲的特殊形式以及它全部的内涵。话剧的引进,又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这其中也包括艺术观念。戏剧对于人心的这种作用力量,绝不是电脑、“知识经济”所能代替的,也不是科学所能代替的,甚至不是电影、小说、音乐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所能代替的。
丁:是的,演出现场那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潜在的交流,确实是让话剧具有了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问:中国人对戏剧的热爱,原本是一个古老、绵长、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难道仅仅过二十年,就要彻底消失了?真是让人不甘心。
刘:可能我们这些搞话剧的也该想一想,该怎么样适应新的形势,把观众再吸引回剧场里来。像孟京辉,通过不断的努力,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而且培养出了一批固定的观众支持他,他的戏就已经赢利了,这样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茶馆》最近在复排,票房上也肯定会是很好的。实际上,“人艺”这么多年来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建立了观众缘,它的戏部部都赚,都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问:在《血色玄黄》末场演出后,有人在鼓励你们的同时,也提醒你们,很可能在几年的努力之后,话剧还是没有起色,观众还是去听流行歌曲,看进口大片,而你们的同学朋友们因为进了其他的行当,都发了财,赚了钱,和你们形成让人很难受的反差。这是十分可能的,勇气和努力不一定带来成功,常常是其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这么艰难,话剧的前景又这么不明朗,你们还要坚持,为什么?
何:我真不知道。
刘:我也不知道。
何:这样说吧。如果你去“中戏”,就一定能看到我和丁霄汉。我俩没戏时,平常都是在“中戏”守着。丁霄汉接拍电视剧多一些,所以在“中戏”的时间稍微少一点,我几乎天天都在那里。对我们来说,那里意味着一种寄托和归宿吧。
刘:我们曾经议论说,电影好比妻子,电视剧好比是情人,你都能够舍弃。可是,话剧就像是母亲,你会永远地爱她,尊敬她,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她。
孟晖,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原女子服饰史稿》等中短篇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