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理解“五四”
作者：叶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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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运动无疑是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
关于“五四”,似乎有太多话要说,以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对于“五四”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若想在八十年的漫长历史中勾勒出一条评价“五四”的线索绝非易事。也许,我们只有在历史的迷雾中线性地去理解“五四”,才能勉强辨认出那些若隐若现的思想潮流。
在二三十年代对于“五四”的评价,大致有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不同阐释,1939年之后,随着毛泽东为“五四”所下的著名论断,各种评价才汇集于斯。就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919年6月,也就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仅时隔一月,蒋梦麟声称,最近的“五四”运动是朝着欧洲文艺复兴的方向迈进,是中国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人们将借此机会改变对人生的态度,促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显然,蒋梦麟从直观上断定“五四”运动便是“文艺复兴”,尽管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却隐含了“五四”解放思想、争取人权的民主精神。1920年12月5日,中国的基督教徒号召借“五四”的声威,开展一场“基督教文艺复兴”,可叹的是,在中国人连“做稳了奴隶”的资格尚不具备(鲁迅语)的时代,还谈何虚幻不定的宗教复兴?二十年代后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论及“五四”运动时都持类似的观点,这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胡适,他1934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中宣称,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有意识的反抗传统文化中许多思想习俗的运动,和一场有意识地把个体的男女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以及颂扬生活与人的价值与反抗对它们的压制的运动”。胡适的结论是“最后,非常奇异的是,这场新的运动都是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因而,胡适充满信心地论断,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作为在“五四”运动中起过关键性影响的人物,胡适始终怀念着“五四”那个激情与梦想交织的时代,他终其一生都在“五四”的影响中存在,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真挚的情感,就如同梁启超当年提倡少年中国一样,胡适一直梦想着在文艺复兴的辉煌中让老大中国得以再生。然而,如果理智地看待自由主义者关于“五四”的评价时,我们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并不相同。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思想,而“五四”运动却不是一个复辟运动,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国家中植入一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主流从来不是要恢复古代的精神,科学与民主也绝非古代中国的特征。除去这种解释外,也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如李长之在1944年、何干之在1947年写就的文章中都表达了这一观点,提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五四”运动中盛行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事实上,“五四”知识分子以一种批判和摧毁的精神进行价值重估,以明晰的科学思想和功利主义标准评价一切,相对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而言,“五四”运动由于是各种新兴社会势力反对传统文化的联盟,从而与法国以推翻封建贵族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启蒙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逐步演化成贯穿于本世纪的启蒙呼声。
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映成趣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孙中山曾以政治的理由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支持,但是,由于孙中山与保守派的章太炎、刘师培曾有过长期交往,使他成为深受国故概念影响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他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关键,所以孙中山在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上犹疑不决,并直接影响到他的后继者蒋介石。和孙中山相比,蒋介石对文化反传统的态度更加游移不定,他试图切断爱国的“五四”政治运动和最初推动“五四”运动兴起的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他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怀疑变成了官方的方针。1941年蒋介石在《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的意义缩小为学生的爱国示威,而他对“五四”运动的赞同主要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但对于西方思想则采取拒斥态度。在蒋介石这种态度的影响下,国民党退向带有道德说教和简单化烙印的儒家思想专制。这对于“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无异于背道而驰。很显然,蒋介石如此评价“五四”自有其政治理由,在学理上并无太大的讨论价值,但由于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地位,使他对于“五四”的评价从客观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足以影响中国现实的典型个案。
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对于“五四”的评价就紧密地与政治现实相联系,不同政党都对“五四”运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其中,影响最大以至关乎历史全局的对“五四”的阐释,则毫无疑问地是由共产党人完成的。然而,即使在共产党人内部,对于“五四”的评价起初也不尽相同。曾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1938年撰文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五四”时期民众所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独立。与胡适一样,作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始终沉浸在“五四”寻求科学与民主的回忆之中,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时日趋激烈的阶级对抗,从中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并不成熟的书生意气。1939年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他明确指出了三点。第一,“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个新时期的起点;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而且也确实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一个统一战线内参加了革命;第三,知识分子担当了这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而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毛泽东再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也在这场运动后诞生。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并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自此以后,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性质的这种观点,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并积极评价了这次运动的政治后果,这对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毛泽东这种观点逐渐被教条化和庸俗化了。1949年,时值“五四”三十周年纪念,陈伯达邀请了包括茅盾、叶圣陶、杨振声、俞平伯在内的三十六位“五四”老战士写了一部回忆“五四”的专辑,在这个专辑中,茅盾等人认为“五四”和共产党的胜利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陈伯达重申了毛泽东对“五四”的评价,同时提醒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注定要失败,陈伯达据此写道:“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是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的联合。”如此一来,当前的功利主义思想压倒了历史逻辑。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表现出切断与“五四”传统的联系,转而将“五四”运动的光荣完全归于无产阶级的迫切愿望。显然,这已经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中革命统一战线领导者的基本判断。
1949年以后,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愈发背道而驰。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用更加保守的文化概念支持蒋介石的所谓“爱国主义”,阻止对于“五四”的赞美活动。由于回忆“五四”有导致回忆文化反传统的危险,宣传当局几乎禁止在一切公共场所谈论“五四”。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通过回忆“五四”运动来告诫国民党不要走向“反动”。在这场辩论中,罗家伦表现出了一个“五四”战士的使命感,即鼓吹文化启蒙。1950年,罗家伦发表了《五四的真精神》一文,他试图说明,“五四”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和语言改革运动,更重要的,“五四”是一场包括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思想启蒙运动。1957年,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因为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被当局查禁。国民党当局认为此时的首要目标是民族救亡,即“光复大陆”,而《自由中国》则要求恢复“五四”自由争论的宽容气氛,并表明了继承“五四”精神的决心。1960年《自由中国》编辑雷震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而被捕入狱,《自由中国》再遭查禁。然而,“五四”精神一旦复兴就不会泯灭。几年之后,新创刊的《大学杂志》编辑在政治高压之下又重新提出复兴“五四”精神的要求。
与此同时,新中国对于“五四”运动的阐释仍在继续。这种阐释活动的特点在于,以毛泽东关于“五四”性质的论述为纲要,在此前提下展开对“五四”运动的具体回忆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然而,仍有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在自我批判的同时不完全抛弃自己当年所信奉的观念。其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家顾颉刚。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发表了《从我自己看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既是对“五四”的回忆,又是对“五四”的再认识,他客观描述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并承认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而在1957年4月,张申府也发表文章,他确信“五四”全面复兴为期不远。尽管此时正是“双百”运动的高潮,但党内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写下任何有悖于官方对于“五四”解释的言论都会危及人身安全。然而,顾颉刚和张申府等人却以自己的言行实践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这批知识分子相比,许多纪念“五四”的文章越来越走向极端化,即教条主义地理解和遵循毛泽东关于“五四”的评价。1969年,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他们宣称:“像今天的文化革命一样,五四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即使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那样的右派分子也不能公然反对五四。”在这群充满狂热冲动的少年心目中,“五四”就是反传统,于是他们集中全力向旧文化进攻,其结果是可悲的,中国文化数千年的伟大传统连同“五四”老战士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就在这群无知少年的口号与皮带中坠入了“文革”的无底深渊。
然而,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玩偶。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一文,文中确认“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势力,推动社会的进步的思想解放”。尽管周扬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还缺乏思想史家的眼光,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后,重提“五四”,确实具有开启国人心智的积极作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于“五四”所做的种种阐释,其意正在于寻求“五四”的思想资源,为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理论参照。这样,八十年代对于“五四”的种种阐释也就更加具有了现实性。从时间上看,1985年至1989年是对“五四”文化阐释的高潮时期,其特点是注重对“五四”运动本身及其引发的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反思。在各家的评说中,有两条基本对立的线索,其一是认为“五四”运动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断裂带”。持这种观点的有作家阿城和郑义等。而学者汪晖等人则持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而不是断裂。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思想界的知识分子纷纷卷入了这场讨论。如李泽厚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但这场运动包含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学生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五四”初期,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指出,我们今天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必须进行“转换性的创造”,即从传统文化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他的结论是,“五四”运动的巨大功绩正在于从深处震撼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为“转换性的创造”创造了条件。刘再复从人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反思“五四”,认为“五四”首先发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是非人的社会,传统文学是非人的文学,这正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发现。针对八十年代流行的关于“五四”的评语,即唯有使中国文化维系儒家精神才称得上是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甘阳撰文指出,必须把儒道文化都带入一个新的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去理解“五四”,“五四”不仅消解了过去的中国文化系统,而且开辟创造了新文化。他反对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只有“社会改造”这一个主题,而“五四”的“科学”和“民主”口号,并未切中中国问题的要害,最后甘阳认为必须确立“个人自由”绝对优先的原则,甚至近乎危言耸听地宣布:如果不竭力推崇自由优先,“二十一世纪必将与中华无缘”,显然这种缺乏理性的呼唤反映出来的只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试图走出“文革”专制的阴影,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但过分急切的要求往往会演化成激进的口号,历史早已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终究难以立足。在198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者赵一凡作《海外祭五四》一文,称颂“五四”运动是一场“由中国新进知识界共同倡发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的基本意义和历史任务在于,以知识改造和精神启蒙为前导,由此推进中国的全盘变革。刘小枫则称“五四”知识分子是“解放的一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纳入意识形态的话语织体和组织机制之中”,“五四运动”使社会发展有历史规律可循的话语受到挑战。相对而言,刘小枫较之甘阳等人保持了较为清醒的理性意识,他将“五四”的文化考察纳入了八十年代的话语体系,借此反思中国文化。如果说八十年代关注的重心在于文化本身,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于“五四”的阐释则与当前的社会状况分析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发生于1994—1995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可以被视作对于当前文化品格及文人处境的探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五四”运动的认识。1993年1月,作家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一文,认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自以为是”,以“殉道者”、“教师”和“思想家”自居,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形象,他借此推崇作家王朔的小说创作,认为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嘲弄是颠覆“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是对文坛偏颇现象的纠正。这种观点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学者王晓明认为,文学由于注重对形式的探讨,放弃作家的使命感,导致了对精神价值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则是人文精神危机的表现。王蒙则反击这种论点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随着讨论的扩大,有些人将鲁迅当作一种“文化神话”予以解构,这实际上针对的是“五四”精神。作家李锐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竭力推崇鲁迅的精神空间,借此强调“五四”的启蒙精神。作家张炜则认为“五四是有光芒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遮去这种光芒,就未免有点意气用事和昏聩”。讨论双方的分歧十分尖锐,其根本原因是商品化大潮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冲击。当退居边缘的知识分子无力承受汹涌的商品化大潮时,当他们也无力拯救日趋堕落的社会道德时,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选择,或是认同,或是反抗。对于那些不甘做大众文化工业体制的奴隶的知识分子而言,“五四”一代崇高的启蒙意识无疑是他们内心最坚实的支柱。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人文精神讨论既是对当前文化品格的思索,也是对“五四”运动的世纪回眸。
关于“五四”,我们永远有难以割舍的情结。也许“五四”精神的光芒已不再夺目,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尤其在当前文化反思的语境中,“五四”的意义与价值也许正在逐渐凸现。而经历了八十年风风雨雨的任人评说后,“五四”依然肃穆地矗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所以,关于“五四”,你可以认同,也可以拒绝,但你永远无法忘却……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叶立文,博士,现居武汉。有若干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