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儿童嘴巴与五四精神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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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很想写一篇谈五四的文章，但犹豫了多少天都不曾下笔。几乎每个人都在谈五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记下来，有助于对五四的理解。
　　 今年4月9日，是个星期五。我五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说，下午老师用胶布封住了他的嘴。我初听没有在意，以为孩子说瞎话。过一会他又问我，有毒的胶布封嘴巴会不会死？我很奇怪，觉得似乎有点问题。仔细询问，才知道果然是老师封他嘴巴了，他开始并不害怕，还觉得蛮好玩；直到别的小朋友说，胶布有毒，会死人的，他才哭起来，自己撕掉胶布，嘴巴扯得很痛。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宁愿这是孩子的谎言。
　　生活在一个谎言很多的社会环境中，现在的小孩很早就被迫撒谎，进而就自觉撒谎了。前不久重庆綦江的虹桥垮塌，事前有个小朋友，听见桥梁断裂的声音，家长说这桥要垮，她在作文里说了这个事。老师认为不妥，说怎么能写桥垮，要她修改作文，变暴露问题为歌颂业绩。我想老师的惯性思维是，即使现实中有垮桥之事，也不能说，更不能写成文章，何况桥还没垮！结果没几天桥真垮了。这个莫大的讽刺于是成了一则小新闻，成了虹桥垮塌案中一个“花絮”，在报上捅了出来。但我认为，这件小事比虹桥垮塌更应引起我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反思。由于学校里有意无意教儿童撒谎，久而久之，小孩自己谎话连篇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所以，现在你对儿童说的话也不可全信，要有点怀疑态度。
　　但儿子坚持说他没有撒谎。我找其他小朋友了解，果然确有其事。
　　为什么要封嘴？因为我儿子喜欢说话。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心里有什么想法就想说出来。而老师呢，不能容忍他这种太强的表现欲和发表欲。
　　 我当即去找园长，园长不在家。我越想越生气，越生气想得越多，结果就想到五四那里去了。五四的争民主争自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不就是争个说话权力么？用现在的时髦话讲，不就是要有话语权么？可五四争到了多少？或者说，五四争取到的，后来又丧失了多少？我们习惯在制度层面上来考虑自由问题，比如言论、出版这样的自由有没有，有多少，是真有还是假有，等等。但我们很少考虑，有了制度保障，是否就一定有言论自由。
　　就说这位幼儿教师，没有任何一种条例章程容许她可以封孩子的嘴；相反，她受过正规的幼师教育，在学校学习的都是如何以爱心，以合乎儿童天性和生长发育规律的办法去保护、教育孩子。但她还是这么干了，而且心安理得。等到下个星期一园长找她了解情况时，她还满不在乎：是啊，我是封他的嘴巴了，他老要讲话啊，不封他不安静啊。园长根据有关条例，说这属于严重体罚，不是小问题。可她来向我道歉时，仍然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说她是闹着玩的。随后她又搬了一位自以为有点权势的人，来向我道歉，这个人仍然强调说，其实就是玩一玩，没什么嘛，再说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和后果。言下之意，我有点小题大做。
　　我听了这些人的表白解释，很有感慨。不光是当权者，就是在一般老百姓的潜意识中，也都有不让人讲话的强烈冲动。一个人话说得多了，很容易招人讨厌；而“沉默是金”。我的母亲在知道这件事后，她老人家的态度也是如此：小孩该管就得管，说那么多话，有什么好处！这样一种少说为佳，沉默是金的心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除了道家消极避世的哲学影响外，还有什么原因？上世纪在中国长期居留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的回忆著作《中国总论》中说的一段话，我以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国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一个在所有阶层严格监督，互相负责的制度……它像一张网罩在整个社会的面目上，每个人都被隔离在他自己的网眼里，但又有责任与周围所有人相联系。这使得老百姓对政府官员及其作用满怀恐惧；每个人都认为避开才是安全的。这种相互的监督和责任，虽然只是部分地渗透到民众中，但必然侵蚀人们的自信心并产生普遍的怀疑；而完全隔离的目的，虽然要以牺牲公正、真理、诚实和天性为代价，但却是政府力求达到，并且在一种惊人程度上实际达到了的目的。在一般未受教育的人们心目中，政府的概念只是某种永远存在的恐怖……因此，由于社会时时处在造反的临界状态，这些民众就被责任、恐惧和孤立隔绝的三重绳索所束缚。”简单说来，因为人们有无数“祸从口出”的经验教训，所以才认定了沉默是金。这种长期的压抑，就像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说的，使得中国民众成了“无声的存在，没有个性，不善言词。”他们“从不说话，除了造反时的呐喊” 。厌恶说话很可能成了百姓的潜意识，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我甚至这样想，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理机制的变化，我们的耳膜是否已经变得比别的民族薄了许多，听话多了耳朵痛？
　　当然好听的话除外，喜庆的声音即使有两百分贝，我们的耳朵似乎都能承受。
　　格里德在评价五四时说，“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之一，就是努力打破了中国民众那种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沉默。”但鲁迅先生却没有这么乐观。他笔下的闰土们还是在沉默中慢慢老死。呐喊了一阵子的五四一代，似乎也沉默下去了。所以鲁迅先生才有痛彻肺腑的决绝之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七八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既没有爆发，也没有灭亡，而沉默似乎还在很多人那里继续。
　　由此我又想到了张志新。近年有人说，应该查一查，当年谁下令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有人研究后说是毛远新的旨意。但又有研究者指出，在辽宁执行死刑时“享受”此种“照顾”的并非张志新一人，而有十几人之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就算毛远新亲自下过命令，但出这主意的，未见得就是毛远新本人；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行刑队自己或公安部门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新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规、任何领导人规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但此类现象何曾绝迹？再往前说，蒋介石大概不会亲自过问白公馆渣滓洞用什么刑具方法审问共产党员罢。把犯罪的责任推给上司，推给别人是我们躲避良心审判常用的招数。我自己的经验也许能提供一点佐证。
　　1976年末，打倒四人帮不久，我所在的工厂里，有个青工，大概是因为失恋的刺激，精神失控，在厂门口的水泥柱上写了两条标语，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说他们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当然是要被定为反动标语的。公安部门立即侦察处理。所幸这青工的父亲是个军队干部，经他努力，一再解释说孩子确实神经出了毛病，公安部门同意先由精神病院作鉴定，然后再处理。于是厂里派我和另一人带他去西安的医院鉴定。我们出发前，厂里专门开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万一他在火车上，在大街上再喊起反动口号，怎么办？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很方便的胶带可用，给我们两个监护者想出的办法是，腰里带一根绳子，几块手帕，一把大号扳手。如果他要喊，又无法劝阻，那就先一扳手砸昏他，再捆绑堵嘴。所幸病人一路很老实，没给我们机会施暴。当初他要真是喊起来，我大概非砸他几扳手不可。因为你不如此，就意味着你的立场有问题，甚至就成了同案犯，至少是纵容犯罪。
　　以己度人，当年残害张志新的人，大概和我的心理相去不远，他们未必完全出于革命义愤，或担心“反革命宣传”的影响扩大化，他们肯定有自保的考虑。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万一张志新喊起口号，产生了“反革命宣传”的不良后果，那么追究责任最积极的很可能不是领导者，而是一般民众。他们会对行刑队的责任心提出质疑，并进而追究其动机意图。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先生在会议上，公开要求跟毛泽东辩论，结果与会者一起呐喊，把梁先生轰了下去。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不让你讲，是大家不让你讲。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典型意义。从那以后，大概再也没有平等讨论问题的可能了。再高级的会议上都可能一哄而上，围攻不合领袖意志的少数人、个别人。比如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文革”期间的口头禅是，只许敌人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同样的道理，如果我那位患病同事在西安的大街上喊起“反革命口号”来，你们两人肯定要首先被西安的革命群众抓起来追究责任，我们居然让反革命狂呼口号，居心何在？
　　我在前面说沉默还在继续，可能会有人不同意，毕竟现在和二十年前不同了。是有了很大不同。但现在的沉默，只不过换了新的方式，从根本上还是冷漠、懦弱、恐惧、极端自私、没有是非、丧失良知的表现。国有企业的领导化公为私时，工人们沉默着；工人盗窃企业财产成风时，厂长沉默着；村长乡长胡作非为时，农民沉默着；农民违法乱纪时，乡镇干部沉默着；干部大搞权力寻租时，其他干部同样沉默着！不是没有说话的人，不是没有举报的人，不是没有因为勇于任事，敢于讲话而被诬陷、迫害、直至被杀死的工人、农民、厂长直至县长市长；但这些人数量之少，声音之弱，比起全民性的集体沉默来，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中国人是敢于说话的，我们的国企恐怕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权力寻租大概也不至于猖獗到如此地步，基层社会的失序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也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
　　然而向何处追究？该责怪谁？
　　现在我要回到故事本身。我对幼儿园提出的要求是，孩子不能再交给这样的老师了，或者孩子调班，或者换老师，请幼儿园决定。我下一步的打算是：如果幼儿园对我的要求无动于衷，我要向有关部门申诉；如果有关部门还不能解决问题，我要上法庭解决。但幼儿园的态度比我还要严厉。他们停了这位老师的工作，甚至有让她下岗的打算。——而她的丈夫据说已经下岗。我无言以对。我当然不能“小题大做”，让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没有饭吃。在这里，他人吃饭的人权，比我儿子说话的人权更重要。悖谬吗？可事实如此。如果我真要不依不饶地追究，那我就未免太矫情，太夸张，太不是个东西了。不是吗？
　　直接责任是在她。但她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明白，自由说话对人意味着什么。她是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可她自己还没有被启蒙。此事发生没几天，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有个地方的小学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显然，这种“管理措施”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家发明，很可能正在不知不觉间逐步普及呢。如果说五四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已经完成，已经过时，那么面对这样的教师，我们该说些什么呢？鲁迅当年“救救孩子”的呐喊，如今又有了什么样的时代含义呢？
　　1999，10，13日改定于海口
　　 单正平，教师，现居海口。主要作品有随笔集《行走在边缘》、及译文、评论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