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发给当代歌词的病危通知

作者：贾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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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耳朵才能听得懂这样的歌词：“你是那么咄咄，你是那么乖乖。”这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歌《千古一爱》中的两句男女对唱，表现的是康熙和苏嘛喇姑的相互倾慕和美誉。且不说，它把“千古一帝”及其女侍弄得缠绵肉麻如现代矫情男女，仅就歌词而言，文韬武略的一代君王就此变成了输尽文采的语言残废。“咄咄”是“咄咄怪事”的“咄咄”，还是“咄咄逼人”的“咄咄”？“你是那么咄咄”，如果可以这么胡写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是那么洋洋”？由此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当代歌词创作几乎可以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其中在使用我们的母语时胆量大过能力的词作者，“是那么芸芸”！
　　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歌《去者》，将隐士情貌（夙愿扁舟寒江钓，风掠须发白）赋予妻妾成群的胡雪岩，已属悖谬；而它的歌词如“唯苦心良在”（“良在”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很在”，“非常在”。不论古代和现代，都没有这么说话和作词的），“天降仇敌忾”（肢解成语，造成词意混乱不堪，只为凑成五言），“殇情暗徘徊”（“殇情”是运用现代造词法生造的“古汉语”，不古不新，不伦不类），“生死命注休然早”，“生死无价亦无保”（“命注”、“无保”，都是用词勉强，犯的是古汉语初学者的通病）等等，伤痕累累，歧义纷生，却曾上榜流行、红火一时，很能说明受众的水平和现状。
　　如果说《去者》的残病与不熟悉古汉语有关，那么更大量地用现代汉语写出的病残歌词又说明了什么？陈红演唱的《喜乐年华》唱道：“真真情情爱不够”，“真情”叠用，就像将“爱心”叠成“爱爱心心”，写和唱的时候，就不感到别扭吗？高林生演唱的《错爱》唱道：“也许离开你是我最后最伤最痛的结果”，如果“伤痛”可以变成“最伤最痛”，那么“心酸”也能变成“最心最酸”。韩磊演唱的电视剧《男人没烦恼》主题歌唱道：“走出那沉甸的从前，只因这世界很大。”按照“沉甸”的简缩法，“黑压压”就可以简缩为“黑压”、“兴冲冲”就可以简缩为“兴冲”了。江珊演唱的电视剧《我想有个家》主题歌《牵手梦缘》，歌名和歌中“你我牵手梦能缘”的“缘”，都是“圆”的错别字，而歌中反复吟唱的一句“好人都祝好人的你，愿天下人一路平安”，前句宾语残缺，如果与后句构成复句，主语又混乱不明。
　　其实，这类文字残缺的病因，是作者不通词性，缺乏语感，尤其缺乏对于作为艺术的歌词的审美能力。创作的一个真理是，首先要具备“把意思说明白”的能力，才谈得上“把意思说好，说得富有艺术魅力”。否则，就像马季相声里说的，是“蹬着自己的鼻子上房”。回过头看，当代歌词之病与“艺术创作”根本毫无关涉，因为它甚至低于“把意思说明白”的水平。比如，上面例举的高林生演唱的《错爱》中还有一句歌词是“难道说了我就不折磨？”查上下歌词原意，是“我”因错爱而被折磨，而不是受伤后去折磨别人，由于词作者无视主被动语态，就把词意完全弄反了。再比如伊扬演唱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中有“只有心中有爱，就会美丽爱的风景”、“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穿越爱的时空”等词句。“一道风景”、“爱的时空”等时尚语，如今已经被各种文体和歌词彻底写滥，（记得名歌《一九九七永恒的爱》里就有“让爱恋穿越时空”之类）足见词坛语言贫乏的程度。
　　
　　二
　　
　　以这样的文字和文化水平能写出什么歌来，大概不难想象。事实上，在当今词坛上，立意肤浅、内容空泛的词作，并不是少数。甚至有的歌词的词意你用雷达都找不着。比如这首《锣鼓》：“从长江到黄河／一路唱来一路歌／我们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在前头／……唱得那海蓝天也蓝／唱得那茫茫大地也笑开了怀／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快乐的歌／呀依呀依哟”。说实话，当林依伦在那里热情地“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渐渐地感到一种恐怖，仿佛看见这首歌曲的制造者们像一群没有生命的影子，在摆弄着一个名叫歌曲、词意为零的物件！这几乎是某种生存状态的象征：忙乱着，争逐着，却没有意义，没有内涵——当代人感受世界、感受意义、感受深情的能力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类歌词已经“超越”了以有价值的作品为对象范畴。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方向的胡扯，方向指着歌词之外的目的和效益。比如林依伦唱的这首《锣鼓》，显然废话连篇，毫无智慧，但其中却有方向性的标志词：“幸福”、“快乐”。的确，在这个方向标下的道路上，拥挤着多少歌词啊：“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
　　的确，歌词不应该等同于形势报告，词作者写作歌词跟诗人们写诗、作家们写小说一样，应该注重自身的感觉，而这些歌词显然并不注重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加上词作本身粗糙，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比如《咱老百姓》，从头至尾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而《福到千万家》和《满堂红》，立意讨巧，廉价派送“安乐”、“富贵”，散发着腐朽之气。
　　后两首歌都被制成MTV，其风格倒是非常贴切词意，居然完全照搬旧社会财主家的道具场景，歌手们一律是旧社会富家子弟的衣着打扮：深宅大院、旧木家具、大红灯笼、长袍马褂，其趣味和心态与当今社会修阴宅、供财神、嫌贫夸富者们如出一辙。
　　为什么这类讨巧的喜庆话、粉饰的老招子、封建的旧声调总能向世并且流行？思考之下令人怵然警觉：在那些看似艺术和文化准备不足的作者身上，其实有着真正的聪明和成熟，正所谓嘴甜的孩子不挨打，会唱的宝贝有奶吃。
　　
　　三
　　
　　我们应该坚持，至少有一种态度应该是严肃的，那就是对历史；至少有一种情感应该是庄重的，那就是对祖国。但以上述词作者的那这种品位、境界和能力来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几乎可以断言，效果定成问题，有时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比如张俊以创作的歌曲《时光隧道》，居然把中国的百年痛史装进了莲花落加“RAP”的说唱形式：“林则徐的硝烟／虽然很见成效／可是南京条约签得那个实在糟糕／哎呀呀／真是没想到／竟然把圆明园啦也给烧掉。”这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把沉重的历史变为油腔滑调：“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咱也有一票／哎呀呀／真是美妙／终于能够平安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词曲，是在歌颂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形象，还是在勾画扶不起来的愚民的嘴脸？
　　当代词坛的某些状况，总使人想起王朔电影《顽主》里的一个镜头：天桥上，头戴瓜皮帽的老财主和身穿三点式的现代女郎摩肩接踵，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和西服革履的新兴大款麋集一台，纷乱而且荒唐。
　　说到底，病残歌曲之所以大面积地顽强涌现，正是为了——乱中取利。
　　正像传销术的发财迷梦和伪气功的欺世大言之所以旺销当世，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市场、盲目的受众和一本万利的经济效益。
　　真正使人欲罢不能地写作此文并且始终感到内心沉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成人的文化环境和孩子的第二课本，病残歌曲危害不浅，而舆论和批评家们视若无睹，还因为当代歌词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内容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清晰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非词坛所仅有的当代“新人格”和“新风尚”，那就是：轻视文化（文化虚无主义）、利用政治（政治实用主义）、全力致富（经济功利主义），正所谓：“文化是虚的，政府是假的，只有挣钱才是真的。”事情的严峻之处在于，如果谁认定并实行这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谁就可能在当今社会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当此“科教兴国”的严重关头，我们这里却正在成长一代薄文、媚俗、趋利的“当代英雄”，他们正在大摇大摆地哼着病歌跨世纪——这难道不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真实吗？
　　
　　摘自《顾盼之间——中国文化年报１９９９年版》，作者贾清云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