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警惕“哈贝马斯”
作者：墨哲兰
字体： 【大 中 小】
5、“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哈贝马斯”被描述为“拯救现代性”的道路(逻各斯)。哈贝马斯能回到黑格尔就能回到赫拉克利特就能拯救现代性，至少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从逻辑上看，即便赫拉克利特在古希腊百家争鸣的时代未占优势，黑格尔可是一个时代独尊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他建立的辩证法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性的完成。这是哲学史公认的事实。人们不是说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才是现代性的拯救吗，人们不是说黑格尔是唯一真正继承了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人吗，人们不是说哈贝马斯是现代的黑格尔吗?我们是否应该从这个逻辑中得出结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今天现代性的拯救与完成。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是现代性的完成同时又是现代性的破产，顶点即没落。这也是哲学史公认的事实。哈贝马斯是知道的。难道他也想从顶点上滚落下来?
上述五点纯粹是字面阅读的结果，没有引申，没有论证，也没有接触哈贝马斯(例如什么是交往语用学，什么是对话逻辑，它们的同一或共识是什么意思，问题与限度何在，等等)。他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特别是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第一篇“劳动与相互作用”，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哈贝马斯对作为新起点的黑格尔“现实哲学”的阐释，恰好预示了哈氏后来“沟通理论体系”的“得”与“失”——尤其请别忘了“失”，表明他自己也还有待上帝的拯救。而且今天看来，法国哲学特别是福柯理论，的确能使哈贝马斯再反省理性之能在的限度。哈贝马斯是大家，他会有此风范的。
德国哲学，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舍勒、伽达默、哈贝马斯一路，所显示的理性历史的连续性、同一性倾向太强(这点特别投合中国新老传统的口味)，直到尼可拉斯·卢曼的“偶在论系统及其模态演化”，才试图提供了现代性转型的思想模式。它能适应法国哲学的横切而激活现代性重构的张力。哈贝马斯当然是不能回避的，正因为不能回避，才须格外谨慎。如果要像传媒这样引申哈贝马斯，谨慎更要变成警惕!
事实上，“文革”的教训并不必然保证我们过“现代性”的关(相比之下，法国1968年四个月造成了后现代决裂，中国就更显得怀旧而古老了)，即便今天的分化状态使要求社会整合的思潮有回升的趋势，至少也应该像哈贝马斯那样两面作战，既反对“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也反对“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子系统以至个人“和而不同”的防御机制上(我还不必申述我当前的位移)。回到文本，交往中如何对话?赫拉克利特式的对话、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对话?不行，那是神定的道路或以神的普遍理性为归属的道路。伽达默式的对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虽然他们在对话中要求的认同共识不同于古希腊对话整个笼罩在普遍理性的神意之中，但仍然以共识的理性为对话的内在性原则，还是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对话的开放视野，以至德里达说，即便要求认同共识的理性是“善良的意志”，我们也仍然要警惕善良意志的“保护性剥夺”。问题就在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语用学尽管注意到变通的策略句式，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理性原则自身的偶在机制及其模态化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哈氏缺乏理性自身的悖论意识从而自觉开放不认同共识的可能性维度。关于对话的如此现代性要求岂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所能做到的。
拯救拯救者吧。
墨哲兰，学者，现居海南。主要著作有《缺席的权利》、《渎神的节日》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