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对于“学术标准”的质疑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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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程感兴趣”，至于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则根本不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用不着回答。如此说来，研究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这种活，又苦又累，在“知识增量”方面档次又低，还要受现实的检验，不值得干；研究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这种“高档次”的活，又不见得能干得出来，所谓的“论证过程”岂不成了个别学者懒惰与无能的托词?
　　在何、张争论中，有一段关于何清涟女士质疑关于研究中国收入分配课题，却没有把中国尽人皆知、而且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极高的灰色收入计算进去的公案。据悉，此项研究历时十年，花费数十万美元。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这绝不是用张曙光先生“根据理论逻辑所作的讨论，其直接目的不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解决什么现实，而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和文化发展立场上，做知识增量的添加和积累。不仅如此，现实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被理论和逻辑建构的。例如，贫困问题，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定义出贫困线，那么，我们是无法提出和讨论贫困问题的”这样的话就能辩解的。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却只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你的模型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这难道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你为什么不动动脑筋、花花力气，自己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数据?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用“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来为自己理论的缺陷辩护。记得几年前，在一次讨论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会上，笔者曾向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问：你考虑过国际环境这个变量没有?这位经济学家回答：国际环境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笔者当时就反驳道：不对，如果你只是在玩一个纯经济学模型，你随便玩，把什么变量排除出去都可以，但你现在是在讨论经济政策、经济战略、经济发展方向，那就不能排除出如此重要的一个变量；况且，你所批驳的经济战略却是考虑了这个变量的，你如果不考虑，那么你的批驳就没有价值。
　　倘若真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说，经济学就仅仅是在“做知识增量的添加和积累”，除此之外，概不负责，那么在社会面前你就不必总是摆出一副指导这个社会的许多重大走向的架势；而当你的指导、你的理论、你的预测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时，你啥责任也负不了，那就是说你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且游戏还不如西方人玩的好，看你玩还不如直接看西方人玩，纳税人凭什么掏钱养活这样的学问?
　　
　　关于经济学家与道德
　　
　　经济学家或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经济学是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也是近几年辩论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圆滑得多了。但是，目前的圆滑并不能完全消除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于人们的误导。
　　中国的经济学家曾经非常强调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对此笔者深感怀疑。经济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筛取经验事实，确定模型的变量，建立模型本身的时候，难道真的可以完全排除自己的价值观的影响吗?恐怕未必。就拿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例子来说，考虑不考虑灰色收入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取得数据难易的问题：一个持有某种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关心，甚至庆幸可以找到借口不把它计算进去，以免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被推翻；而一个持有另一种价值观的经济学家则会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取得数据的困难再大也要把它考虑进去，以使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得到支持。在此，为了不陷入一般地讨论经济学是否价值中立的争议，我们姑且承认经济学是可以价值中立的。然而，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在谈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时候，往往是在声辩他们是在为全人类或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并非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记得七八年以前，笔者参加过一次也是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出席的会议。在会上，有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现在的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但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应该把损失承担起来。笔者当时就反驳道：不对呀，你们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讲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去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什么那些人就应该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承担损失呢?现在，利益集团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显，某些集团已经成为豪富，这时，同样是这些经济学家又出来说，经济学家就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
　　笔者想说的是，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但既然如此，你就把话说清楚，你就是为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那么，至少你的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并且你还应该说明，你是为哪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在很多场合(并不是所有的场合)，经济学家就如同律师，是在为自己的客户说话。这种功能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就如同社会需要律师一样。各造(在经济学辩论中往往不止两造)的经济学家为各造的利益声辩，这不失为一种让社会公正地辨明各造的理由的好办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不要再说你的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这种话来误导社会了——一个律师决不会说他是在为双方辩护。
　　
　　结语
　　
　　张曙光先生说：“《陷阱》完全可以独树一帜，为什么要挤进‘过渡经济学家’的行列，为什么要这些‘低能儿’和‘冒牌货’去赏识呢。”不管何清涟女士是否真如张曙光先生所说，有意“挤进‘过渡经济学家’的行列”，我都想送何清涟《庄子》中的一段话，同时也送给我自己，送给张曙光，以及所有的经济学家。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　，子知之乎?夫鹓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　过之，仰而视之日：‘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最缺的就是非下苦功不可的汇集经验事实的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有可能建构对于现实真正有意义的理论，打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笔者认识一位学者，在农村做田野调查约十年。然而，当我们称他(其职称为教授)为“学者”时，他坚称自己不是学者，并提出了一个“悬置”的治学方式，即把现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理论都悬置起来，方能做真正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位行动者不仅“悬置”了那些学问、那些理论，也“悬置”了那些圈子。
　　现在的思想领域还有市场经济的空间都很广阔，我们用不着只在那些“掌门人”手里讨饭吃，而是可以像那位提出“悬置”治学方式的学者一样，在圈子之外，自得一份清凉。
　　王小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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