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发展主义观念与文学

作者：格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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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发展主义观念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衍生物，也不完全是西方价值伦理的简单移植。一方面，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哲学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晚清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恶性扩张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亡国灭种的现实境遇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焦虑，冲突明显加剧了，而且迄今没有最终消除。另一方面，在西方，发展、扩张、进步这样一些观念显然构成了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但它们依然从属于一个更庞大的价值系统。我们不能说，在这个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和谐统一，但至少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中国的发展主义观念显然走到了一个极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被简化为一个明确的动机，那就是发展至上。在政治模式和发展战略上，它被演绎成一种“赶超”逻辑，而在精神生活之中，它甚至一度取代了信仰本身。我们固然不能通过发展主义这一模式或观念来解释整个的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从这一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又的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致轮廓。
　　严复是鼓吹维新变法的近代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显然将富国强兵，发展进步放在第一位，并对中国传统的“相安相养、防争泯智”的生民之道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严复本人对于发展主义所导致的结果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寝多，镌（ ）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论世变之亟》)
　　只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对这一命题提出进一步的讨论。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的政治主张、国家模式不尽相同，但无论他们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是认同还是拒斥，不管他们学习、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还是英美，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对于发展主义观念的理解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文化一现实处境所决定的，这大概也是严复所说的：“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
　　
　　二
　　
　　发展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源于对生存境况的焦虑。这里所谈到的生存，指的不是个人生存，而首先是作为一个类而存在的国家一民族生存的可能性。这种发展主义观念在开始时也许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被提出来的，但在演变过程中，它越来越脱离了手段、途径而成为目的本身。发展主义观念并不能独立构成一个价值系统，但在发展至上的旗帜之下，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需的其他价值范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它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橡皮，将个人的情感、自主性、道德行为动机一并擦去了。这就造成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双重迷误。前者导致了诸如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一系列痼疾，而后者则使个人离他的价值目标越来越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学所受到的影响自然是十分明显的。
　　文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复杂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独立性的丧失固然与极权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否则我们很难面对以下种种疑问。比如，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与中国大致相仿的现实处境，但却出现了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等文学巨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虽受到重创，但并未夭折、中断。再比如，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为什么作家艺术家依然自缚手脚，自动投身于某种权力系统的网络之中，其创作并未显示出理应获得的自由和创造力?
　　极权政治并非凭空产生的，它需要社会个体的共同参与。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对社会发展模式出现认同、至少是部分认同时，热情或迷误才会产生，而社会模式的改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个人心理意识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因此，研究文学独立性丧失的问题，并不能仅仅将目光投向极权政治，而是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资源，重新研究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
　　发展主义观念与宗教信仰、形形色色的革命理论一样，也提出了自己的未来学说，并依靠它培植住所，激发热情。发展主义观念在许诺了一个未来的强大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个具体的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字。相对于宗教的来世和彼岸世界，相对于革命理论的道德乌托邦，发展主义观念所许诺的未来更不可抗拒，更使人具有依附性，当然也更为世俗。我这里并不是说，作家们都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去写作，但发展主义观念的残酷的优胜劣汰远景必然会使个体产生恐惧或担忧。这种担忧正在被放大，并被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人们(包括作家)担心在日后的某一个时刻落入边缘的处境而不得不未雨绸缪。这实际上仍然是“未来”在起作用，在过去，它表现为一种诱惑，而在今天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我们或许还可以看看另一个方面的情况，在发展主义观念中暗含着一个社会进化论的信仰：现在的一般社会状况要比过去好，而未来则比现在好，进步是必然的。在文学上则是列夫·托尔斯泰要比但丁或塞万提斯优异，而卡夫卡则当然是要比列夫·托尔斯泰伟大。这样一来，文学写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奥林匹克竞技场。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中，各种主张、流派纷至沓来，对于“新”、“后”、“超越”这一类词语的迷恋几近疯狂，这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鲁迅先生曾指出：没有个人的强大，强盛的民族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文学上也是一样，没有健全、完整、充满生命力的个体人格，写作所依赖的信念、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亦无从谈起。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永远是传统的一个部分，在作家的工作室里，他唯一需要面对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绵绵不绝的理想与智慧，并用它的光芒照亮他们所处的现实，照亮他自己。
　　格非，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三卷)与《欲望的旗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