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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隙碎笔（２）
作者：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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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之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症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它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26、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27、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是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钦佩，她们诚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诚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28、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29、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辨，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押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交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
30、这么着，有一天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欣羡的目光从外面收回来，调头向里了。对一个被四壁围困的人来说，这是个好兆头。里面比较清静（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比较坦率（说什么都行），但这清静与坦率之中并不失喧嚣与迷惑（往日并未消失，并且“我从哪儿来？”），里面竟然比外面辽阔（心绪漫无边际），比外面自由（不妨碍别人），但这辽阔与自由终于还是通向不知，通向神秘（智力限制，以及“我到哪儿去，终于到哪儿去？”）。
设若你永远没有“我是谁”等累人的问题，永远只是“ 我在故我玩儿”，你一生大约都会活得安逸，山是山，水是水，就像美丽的鹿群，把未来安排在今天之后，把往日交给饥饿的狮子。可一旦谁要是玩腻了，不小心这么一想——“我是谁？”好了，世界于是乎轰然膨胀，以至无边无际。我怀疑，人，原就是一群玩腻了的鹿。我怀疑宇宙的膨胀就是因为不小心这么一想。这么一想之后，山不仅是山，水不仅是水，我也不仅仅是我了——我势必就要连接起过去，连接起未来，连接起无穷无尽的别人，乃至天地万物。
史铁生呢？更甭提，我本来就不全是他。可这一回我大半是把他害了，否则他可以原原本本是一匹鹿的。
可现在已是“这么一想”之后，鹿不鹿的都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史铁生曾经使我成为一种限制，现在呢，“我是谁”的追问把我吹散开，飘落得到处都在，以致很难给我画定一个边缘，一条界线。但这不是我的消散，而恰是我的存在。谁都一样。任何角色莫不如此。比如说，要想克隆张三，那就不光要复制全部他的生理，还要复制全部他的心绪、经历、愚顽……最后终于会走到这一步：还要复制全部与他相关的人，以及与与他相关的人的相关的人。这办得到吗？所以文学（小说）也办不到，虽然它叫嚷着要真实。所以小说抱紧着虚构。所以小说家把李四、王五、刘二……拆开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放大、缩小、变形……以组（建构或塑造）成张三。舍此似别无他法，故此法无可争议。
31、但这一拆一组，最是不可轻看。这一拆一组由何而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作者，由于某一个我的所思所欲。但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我在故我思，我在故我拆、故我组、故我取舍变化，我以我在而使张三诞生。我在先于张三之在。我在大于张三之在，张三作为我的创想、我的思绪和梦境，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接下来用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这一拆一组，我在已然有所更新，我有了新在。就是说，后张三之在的我在大于先张三之在的我在。那么也就是说，在不断发生着的这类拆、组、取舍、变化之中我不断地诞生着，不断地生长。
所以在《务虚笔记》中我说：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那就是说：史铁生与张三类同，由于我对他的审视、不满、希望以及他对我的限制等等，他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呢？我是包括张三、李四、某一铁生……在内的诸多部分的交织、交融、更新、再造。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我原是不住的游魂，原是一路汇聚着的水流，浩瀚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递，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一个无羁无绊的梦。
32、所以我这样想：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前人也这样说过。
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这受造之途岂非更其真实？这真实不是依靠外在形象的完整，而是根据内在心魂的残缺，不是依靠故事的点水不漏，也不是根据文学的大计方针，而是由于心魂的险径迷途。
文学，如果是暗含着种种操作或教导意图的学问（无论思想还是技巧，语言还是形式，以及为谁写和不为谁写式的立场培养），我看写作可不是，我希望写作可不要再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虽然也要借助种种技巧、语言和形式。那个愚钝的人赞成了我的意见，有一回史铁生说：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那一回月朗风清，算得上是酒逢知己，我们“对影成三人”简直有些互相欣赏了。寻觅者身后若留下一行踪迹，出版社看着好，拿去印成书也算多有一用。当然稿酬还是要领，合同不可不签，不然哪儿来的“花间一壶酒”？
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吧。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上厕所也得弄清楚进哪边的门吧。
33、历来的小说，多是把成品（完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等）端出来给人看，而把它的生成过程隐藏起来，把作者隐藏起来，把徘徊于塑造与受造之间的那一缕游魂隐藏起来，枝枝杈杈都修剪齐整，残花败叶、踌蹰和犹豫都打扫干净，以居高者的冷静从容把成品包扎好，推向前台。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此法之下好作品确也很多。但面对成品，我总觉意犹未尽。这感觉，从读者常会要求作者签名并好奇地总想看看作者的相貌这件事中，似乎找出了一点答案——那目光中恐怕不单是敬慕，更多的没准儿是怀疑，尤其对着所谓“灵魂工程师”，怀疑就更其深重。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某贵妇寿诞，有人奉上赞美诗，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众目惊瞠；第二句“九天神女下凡尘”，群颜转悦。我总看那读者的目光也是说着这两句话，不过每句后面都要改用问号。
我便想，那些隐藏和修剪掉的东西就此不见天日是否可惜？岂止可惜，也许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塑造与受造之中的犹豫、徘徊，是不是更有价值？拆、组、取舍之间，准定没有更玄妙动人的心流？但这些，在成品张三身上（以及成品故事之中）却已丢失。为了要个成品，一个个仿真人物、情节和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值得把这些最为真切、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心流都扔掉？为一个居高从容的九天神女，就忍心让谁家的老祖宗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