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

作者：王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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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相信”的包围中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压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
　　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七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五十万相信没事的人，后来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压死的中学生。五八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信还是不信呢？1978年以后形势的确好了，可又冒出假药假酒等等，弄得人很头疼，不相信的阴影挥之不去。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它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然后是假文凭、假档案、假广告、假名优、假新闻，以及二百八十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六十块钱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五六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可见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不低。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便。在一个国家里有五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这个国家的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二百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国务院，上面领导懂经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它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笑话，水平够臭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1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作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档案。我听了觉得很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身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六十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他总是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一直在位不退，在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五十九岁现象，指的是干部退休前犯错误，却不知道还有不肯退位搞假年龄的五十八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上一些大学毕业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老总。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A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老总A多花了一倍的劲。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B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拷问中长大。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我看了报道，永远不会只看绿灯就过马路。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要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谁也别想脱了干系
　　
　　现在各个领域都有打假问题，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的破坏。建立信用匹夫有责。有责，有三层意思：第一，信用的破坏，不能只怪别人，我们每个人都起了作用，所以有责；第二，每个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或者说都已经在承担责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第三，经济政治领域以外的人有时责任可能更大。
　　我们都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用怀疑的东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实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咳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信用的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当然不一定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一定责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赖账。连对小孩子，我们将来都要告诉他们，得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承担一些责任，对大人就更不用说。可是现在有些大人的表现颇让人不好意思。我现在一见摇头晃脑大唱样板戏的人，总在心里哀求他们快点停下来。对那些用温馨的笔调怀旧的人，对他们之留恋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学只能下乡只能斗人或只能被人斗的岁月，还大喊青春无悔，我总是想提醒他们一下，在该读书的年龄而不让读的一代人，他们遭受的损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一辈子也没法弥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遇有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要是坏事和好事可以随意颠来倒去地变，那我们的孩子们对历史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十几岁就辍学下乡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孩子，现在活得不轻松。而另外一些人，在亿万人遭难的年代活得很滋润，现在又比摆脱了浩劫的亿万人活得还要滋润得多，有的还俨然文化名人青年导师。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言论和行动，都采取了健忘和赖账的政策，或者说采取了说谎的政策。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对于引导孩子们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社会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个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那头两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人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又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签得多，工厂开工就足，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一点；于是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包括你、我、他。搞经济的朋友说，现在交易成本很高。其实不止交易，各个领域都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府的即老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没有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己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的。
　　当然不是说外国的信用就没问题，那边照样有假冒伪劣，还有政治丑闻。但恐怕全球有一个平均水准，各国离那个平均线不能太远。一远，人家就不敢和你打交道，资金人才都不往你这儿流，世界经济发展或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你就沾不上，那你就只有受穷。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眼睛盯住自己这边，“苦练内功”，使我们的交易成本不要高过世界平均水平太多，把别人的钱、技术和人才吸引过来，让我们变富。
　　不要认为建立信用社会是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的事，其实，别的领域的人或许责任更大。
　　我太太看到我在写有关信用的文章，告诉我一件事：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评他。”许久，一个孩子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太太，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劲，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子，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这篇文字写不写完，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前面谈了信用的危机、我们的无奈和我们的过失，再下去的话题好像该由德育教授来谈了，我没资格。不过这几天心里一直犯嘀咕，万一德育教授调子太高，我们跳起来都够不着怎么办？万一谈得又太深，我们横竖看不明白怎么办？那还不如自说自话呢，虽然写这样一种文字使我感到有点脸红。
　　既然政治经济文教体卫各个领域都存在虚假问题，使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破坏，而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往火里丢过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水平呢？我想这事别人帮不了，我们习惯了等别人，你等我，我等你，哪天算完？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信用的大厦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垒，“人人动手”，“齐心协力”——这话我写下来很不好意思，太像幼儿园老师的话。但没办法，事到如今，只能这么说。前些年所有手段都调动起来了，教大家说“请”、“您好”、“谢谢”、“再见”， 教大家不讲脏话，不随地吐痰，过马路看红绿灯。一开始我感到莫名其妙，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后来想想只能如此。变成幼儿园没什么丢人，要是连幼儿园该做的都不做，那才丢人。现在做一点看上去幼稚可笑的事，比空谈什么主义，什么拯救，什么重建，要有意义得多。有一个学者叫徐友渔的说，中国的问题具有“粗鄙性”，说得很精彩。
　　1987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如实，不实的东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托我办事，有时我忙得忘了没去办，被问起，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尽管他一时十分不快，但我想，如果我经常说要找的人出差了什么的，总有一天人家真的出差了，但朋友不信。就像幼儿园老师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小孩老是说假话，喊“狼来了”，后来真喊“狼来了”，人家不信了，就被大灰狼吃了。我不想被大灰狼吃了，所以就说老实话了。记得以前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说一个人要是在四十岁时还不能建立自己的信誉，他就完了。现在想想哪能拖到四十岁，从小就要有信誉。我常对女儿说，迟到了，老老实实说睡过头了，别说闹钟坏了，别说路上堵车。说话太老实，眼前是会吃点亏，但最终会使你受益一生，因为人家相信你。被人认为可以相信，是你最大的财富，有人忙一辈子也得不到，有人捐了一百万也没用，所以老爸这句话对你来说值一百万呢。
　　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们这边也搞了一些讨论。1月31日那一场，在几位企业家绕来绕去热烈地讨论企业的接班人难题时，坐在嘉宾席最边上的一位经济学者冷冷地帮他们挑明：“当你要把企业交给他的时候，你不仅对你的继承人的能力要有一个高的评价，而且要对他的道德水准也同样如此，就是说，要信任他——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信赖的人太少了。”学者话音未落，掌声爆响一片。我真希望众多正在读MBA的人能听到这场讨论，真希望他们明白，现在总裁、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不少，想坐上去，比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或者说比案例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信与否。借用一个建筑学名词：“可靠度”——你可以没有MBA文凭，但你必须有足够的“可靠度”。有了它，你才有可能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2000年2月在西方出版的《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对美国一千三百名百万富翁进行了调查。在谈到为什么能成功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把成功归于才华，他们说：“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善于与人相处、勤奋和有贤内助。”好像就是一些幼儿园老师教的东西，而且，诚实摆在第一位。
　　深圳有一个农村来的没什么文化的妇女，起初给人当保姆，后来在街头摆小摊，卖一个胶卷赚一毛钱。她认死理，一卷永远只赚一毛，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买了不少房产。现在她开一家摄影器材店，还是一个胶卷赚一毛。市场上柯达二十三块，她十六块一，批发量大得惊人，那儿搞摄影的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地人的钱包丢在她那儿了，她花了很多长途电话费找到了失主。有时候算错账多收了人家的钱，她火烧火燎找到人家还钱。听起来像雷锋，可赚的钱不得了。这个半文盲妇女的人生哲学，恐怕也就是幼儿园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一些简单的东西。她就用那一点点简单的东西，在深圳这块人精成堆的地方，打败了复杂的东西。现在，再牛气的摄影商，也乖乖地去她那儿拿货。
　　以往我们有时候没说实话，没做实事，有意无意骗了别人，伤了别人，也骗了自己，伤了自己。现在，我们只有退回原地，按幼儿园老师教的去做。
　　而且，历史允许我们磨蹭的时间，好像不多了。
　　
　　王四四，作家，现居深圳。主要作品有《我们现在还会说话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