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什么样的全球化？

作者：林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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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历史的终结》一书大肆为资本主义庆功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 99年12月初WTO部长会议结束之后，随即在《华尔街日报》为文指责集结于西雅图示威的左 翼团体“忘恩负义”、“荒诞可笑”，是一出“反资本主义的嘉年华闹剧”。在文章结尾， 福山呼吁“正经的左翼人士应该把到西雅图闹事的那些疯子驱离”，因为“全球化是一桩严 肃的事务，不容许有人到此一游，以满足抗争的乡愁”。他当然不忘在文中宣传全球化的福 音，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全球化的极致表现，促进繁荣，推动民主，使落后国家的劳动者有机会进入现代世界，“不仅保障了经济的自由，并在大体上 保障了人类的自由”。
　　“全球化正是对左翼的真正挑战”，福山指出，WTO所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其实已解决了左翼所向往的集体动员的问题，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唯一一个可能具备世界政府职能的国际性机制，他不仅制定了国与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规则，甚至劳动、文化与环保也在其规范之内。他的意思无非是：左翼是属于过去的，是已被证明失败的，合该躲在历史的暗角幽幽啜泣，怎还不自量力，胆敢违情逆势，出来搞怪作乱?
　　福山的文章固然充斥着右翼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但是这种流行的论调，这种理所当然的单极化、趋同化的思考模式，却是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被“看衰”的左翼不得不面对的。那么，在跨国企业无远弗届，金融流通瞬息万变，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日益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代社会，究竟左翼的存在与坚持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左翼所代表的即是反封建、反体制性的压迫与剥削，是由下而上的、集体的力量。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对工业生产方式的分析更提供了左翼最有力的武器，左翼的抗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值此世纪之交，左翼竟沦为违逆时代潮流的历史残余，只不过是对旧日抗争的眷恋与乡愁?
　　集结在西雅图部长会议外围的示威团体少说也有五百个，其中虽然品类庞杂，但是最有活力、最有主见的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组织，工人、农民、妇女、环保、反核……各种自六十年代以来分分合合的进步力量再一次获得具体的展现。这与其说是满足左翼抗争的乡愁，不 如说是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在西雅图街头，有一个最醒目的标语：“世界不是商品。”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1968年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 消费者。当然，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想起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控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已由资本家集团掌控的媒体告诉我们：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是无可抗逆的时代潮流。而自由贸易既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全球化的目的。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是国家民主、政治自由、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保证。以福山为代表的右翼学者们所歌颂的正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但是，他们都蓄意掩盖一个事实：自 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在富者不断积累财富的同时， 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
　　自由贸易逻辑的延伸是将一切事务都“规格化”、“商品化”。规格化符合资本主义所讲求的效率与竞争的原则；商品化则方便于计量与交易。以自由贸易逻辑为基础的全球化其实也就是“市场化”的保证。于是，包括劳务、文化、环境、自然资源都可以成为商品，都是全球市场上谈判、交易的对象。集聚在西雅图的左翼团体所要抗争的正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他们不一定反对全球化，但要的是另一种模式，是不同形式的世界观。他们很清楚，WTO内部真正的矛盾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赞成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延续了左翼长期的历史传统：揭露经济发展的负面，反对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反对人的异化和商品化，认为正义和平等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效率与竞争。
　　西雅图示威让我们看到当代左翼的图像：有工会组织，他们要求分配的正义，要求参与生 产的决策，要求减少工时、劳动场所人性化。有农民的组合，他们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要求粮食的自足与自主，反对倾销，对增产至上的迷思提出质疑，反对转基因食品，反对以荷尔蒙生长激素豢养的牲口。有女性主义者，她们一方面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和参政权，另一方面也要求尊重性别的差异，拒绝屈从于父权社会的单一价值观，譬如世界贸易组织将全球单一化、同质化的企图。有艺术文化工作者，他们要求文化主权，反对将电影、音乐等创作视为一般的商品，反对好莱坞文化挟其雄厚资本排挤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有生态保育团体，他们反对科技官僚和经济官僚唯利取向的思维，揭发工业大国意图将环保条款强加于开发中国家的伪善面貌，譬如美国以全球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消耗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生活上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其跨国产业在全球到处排污散毒，却独独要求穷国小国加强环保策施，涵养水土，再造氧气，以保障地球的可居住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北方国家尽情享受地球资源，南方国家则担负起修补地球的工作，这难道就是全球化的现代分工?
　　“世界贸易组织”加上“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早已成 为支撑当前世界政府机制的四大要角，但是他们几乎都由七大工业国或富国俱乐部所操纵，其运作既不透明，也不民主，却动不动就要制订放诸全球而皆准的游戏规则，轻易就可以决定一个主权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势单力薄的开发中国家。左翼拒绝这样的一个机制。反WTO 的动员一举提高了战斗、组织和意识的层次，证明透过集体的力量，改变社会还是可能的。
　　当然，左翼的动员绝不仅止于抗争，左翼所要寻求的是一个有别于既定体制的替代方案。左翼认为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有什么”(to have)，而在于“是什么”(to be)，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在于完成他自己。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西雅图示威之前规模最庞大的一次左翼动员，是1968年源自法国的全球性学运，当时积极参与学生阵营的萨特曾感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超越的境界。”回顾马克思的理想，时代的意义依然在前方向我们招手。
　　
　　林深靖，学者，现居台北。主要论文有《三千原住民扯下一个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