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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摘要）

作者：朱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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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欧洲的良心。就如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到巅峰的产物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巅峰的产物。前者宣告“旧体制”的结束，后者则是新的生产关系中被压迫者权利意识觉醒，并采取联合抗争行动的起点。
　　与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源于对自己所处时代政治社会现实的抗争和批判。社会主义(socialism) 源自拉丁文的socialis( 同伴的) 或socius( 喜好社交的)，有强调共同、集体、社会连带的意义。社会主义主张基于平等和正义的原则，改变所有权的形式，合理分配生产所得，达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想。
　　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如圣西门、傅利叶、欧文，都跨越了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他们既经历了政治结构的重大变革，却也见识到在资产阶级崛起后的新社会中，经济上的强者恣意剥削经济上弱者的惨状。他们同样体认到政治革命之不足，必须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才能真正落实平等和正义的原则。
　　圣西门首先指出:“被人们认为可以解决社会自由问题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事实上也仅止于宣言而已”，他也质疑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认为社会自由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组织、建立或结合三权的方法来实现”，因为这三权最终还是集中在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他认识到工业制度已成为经济社会的新现实，首度将政治的目的与工业社会的发展彻底结合，指出掌握政权者必须争取各劳动阶层的支持，并应力求改善最贫困阶层的生活条件。
　　正如同圣西门慨叹法国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傅利叶也不满意于大革命所揭示的“天赋人权”概念，指出“凡是不能实现的权利都是幻想的权利”，对于饱受剥削的劳动者和连吃饭都成问题的贫苦大众而言，所谓天赋人权“只不过是在自由、平等这些名称掩盖下的空话”。他批评新兴工商业主当家的“文明制度”是“富者对贫者的战争”，是“颠倒的世界”，是“社会地狱”。从当时放任的自由竞争和殖民政策当中，他也预见到工商业文明将进入垄断阶段，而成为“商业的封建主义”、“工业的封建主义”。
　　欧文则从新兴工商业的生产关系中目睹“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而雇工的性格则日益粗暴”，“人们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进行疯狂的斗争，使劳动阶级感受到了压迫和无法忍受的痛苦”。他指出，工业机械的发展使体力劳动的价值大幅降低，以致工人只能过着忍饥受冻的生活。但是工商业主掌握了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垄断和分配的不平等才是灾祸的主要来源。他因此严厉批判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私有财产制：“私有财产把私有者的思想局限在只顾自己的狭隘范围内，妨碍人们去考虑有关人类幸福的重大问题，以及去了解那些可以大大有助于改善人的性格和生活条件的伟大的普遍思想。”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欧文所期待的那种“有助于改善人的性格和生活条件的伟大的普遍思想”，也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手上，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宣言。早在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就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48 年初的《共产党宣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是以社会主义“改变世界”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不满于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仅止于以预言家的姿态推断未来，他不仅“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416 页)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 前者重视个人、自由和效率，其核心价值是自由契约、自由贸易和财产神圣； 后者则重视集体、平等和公平，其核心价值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似乎被视为两组截然对立的概念。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两大思潮在十九世纪的发展，会发现两者除了都以对现状的批判为出发点之外，还有许多可以相互会通、参照的空间。
　　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他首先提出社会契约论，主张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他把财产与生命、自由同列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并指出贸易是一个国家实现人民福利的工具。亚当·斯密首先提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会在市场中自然得到协调，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促成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的政策，完全不加干预。洛克死于十八世纪初，亚当·斯密于法国大革命翌年过世，他们都无缘见识到十九世纪工业高度发展的欧洲社会，也未能预见财富积累、资本集中和放任自由竞争所产生的贫富两极化现象；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对于马克思所指控的，资产阶级崛起后“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3 页)，他们当然也还相当陌生。但是，同样生在英国，同样是自由主义重要思想家的边沁和密勒，由于都经历了十九世纪初的工业文明，他们对劳动者的处境就有比较多的同情了解。
　　边沁建构了功利主义(utilitarism) 的哲学观，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决策和行为正当性的基本准则。他的许多著作源自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对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792年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的资格。然而他并不赞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所揭示的天赋人权观。他认为权利若不是立足于平等的机制上，则连自由也无法确保。他指出法律必须要能保障安全、生存和平等，并须致力于必要的政治结构以促成这些目标的实现。他的这些主张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柱石。
　　密勒是边沁的主要追随者。他进一步把功利主义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原则融为一体，将自由视为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因为真正的幸福意味着人格的充分发展，而人格的发展不可能在缺乏自由的状态下进行；自由是幸福的一个面貌，也是寻求其他形式的幸福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密勒在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常被视为完成自由主义理论架构的一个标志； 他的《论代议政府》则是以后各界讨论民主利弊的基础。
　　欧文在《新社会观》一书中写道:“任何政府的目的都是要使被管理者生活幸福”，并一再强调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体。作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欧文思想的发展其实深受边沁的影响。同样，密勒追随边沁，完成自由主义的思想架构，而他事实上也曾经对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投以高度的热情。密勒因此深信任何政府组织的理论都应以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尤其1848 年的法国革命失败之后，他主动捍卫社会主义的阵营。然而，他反对集中制的共产主义，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但是企业的所有权则属于该企业的工人。
　　
　　以“异化”概念阐释劳动者的困境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然而，马克思在1844 年的《巴黎手稿》中尚未以阶级斗争作为其历史哲学的出发点，而是以“异化”(Entfremdung) 的概念阐释劳动者的困境: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下，由于竞争、分工和剥削，劳动者毕生致力于生产，却无法拥有生产的产品，他既对产品陌生，对生产过程陌生，甚至对他的生命本能都变得陌生。劳动者空有人的面貌，其个性却遭到全面扭曲。作为一个人，惟有保障其多种潜能有表达的自由和机会，人才能在工作和生存中获得自我实现。
　　这样的主张，其实是继启蒙运动后积极的人道主义观点，与上述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相较，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激进自由主义。甚至直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仍延伸1844 年手稿的思维，如此控诉资产阶级:“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3 页)
　　如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过程提出全面性批判，不正是为了要求个人有免于经济上受压迫的自由吗? 不正是为经济上的弱者向经济上的强者争平等吗? 这种不论贫富贵贱，为每个人争取自由、平等的主张，不也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吗? 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所不满的自由主义是放任的、漫无节制的、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掠夺张目的自由主义。但是，至少到十九世纪，这样的放任自由主义并不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
　　当然，在总结启蒙运动的影响之前，不能不谈完成启蒙运动哲学理论架构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前面提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源于对现状的抗争和批判，康德对他那个启蒙时代的说法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原本就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批判的时代。”康德的批判后来发展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这里的“批判”有别于一般的用法，其哲学意涵为理性对其自身认识能力的严格审查。然而他所建立的庞大思想体系，他对人的尊严、自由、自律、自主，乃至人格的自由发展等理论的建构，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极致。
　　康德过世之后，追随者浩浩然形成康德学派。不到一百年，学派中已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毅然加入劳工运动的行列。如福连德(KarlVorlaender,1860-1928) 、阿德勒(MaxAdler,1873-1937) 都是赫赫有名的康德学派社会主义者。相对的，在社会主义活动家当中，也不乏以康德信徒自居者，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伯恩斯坦和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即是显例。用康德的哲学来处理不公、不平、不义的社会现象，解决强凌弱、大欺小、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社会问题，就自然而然出现“左翼自由主义”(Linksliber alismus) 或“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SozialistischerLiberalismus) 。其实，康德强调人的尊严必须建立在人格的自由发展之上，这又何尝不是马克思所积极探求的?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深深刻画着时代的烙印。马克思如果生在1789 年前的法国，他肯定会积极参与第三等级争取权利的运动，会是一个为基本人权而奋斗不懈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的，康德如果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也很可能成为一个誓为劳动者鸣不平的社会主义者。这两大思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当然也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其基本主张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我们也许可以透过辩证的观点，使两者达到良好的互动。
　　英、德、法是欧洲三个工业文明大国，其左、右两股政治势力辩证发展的历史经验有一定的代表性。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也是最早萌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地方。德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是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最为激烈。因此，社会主义最高级的形式——共产主义思想，就诞生在德国。法国则就其地理位置和思想、文化的活力而言，都是欧洲的心脏，在法国发生的事情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外辐射、扩散。而在这三个国家中，我们发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透过绵密交错的对峙和对话而互动发展的。
　　
　　官僚主义是危及共产党的最大“毒瘤”
　　
　　东欧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相较，仍有一大段距离。但是，在六十年代，东欧共产主义阵营中也曾有过融合两大思潮的尝试。南斯拉夫实施“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匈牙利则进行“新经济体制”，都试图以分层决策和有调节功能的市场机制配合中央计划模式，即“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但在苏联的干涉之下，并未获得明显的成果。
　　其实，在早期的苏联，列宁虽然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却也还允许其他党派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相对地采取比较谨慎、客观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制度所可能产生的弊端也有比较务实、冷静的认识。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即发出警讯:“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82 )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主张吸收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甚至认为也应容许“耐普曼”( 即资产阶级) 参与政治合作。他尤其注重党内民主，要求在党组织内让党员充分发挥其自主精神，他说:“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前，应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而对于少数不同的意见，他甚至主张出版争论专页或专门文集予以刊登(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54页) 。1923 年，列宁在一篇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对于那些“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提出如下的诤言:“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他已敏感地意识到官僚主义将是危及共产党的最大“毒瘤”，并提出警告:“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全集》第52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300 页)
　　列宁过世后，斯大林先是对党内异议分子进行全面整肃，继而对自由主义采取一刀两断的措施，造成“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局面。与此同时，斯大林大力推行计划经济，严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引向平均主义，使得全苏联的劳工普遍丧失积极主动性，而共产党内的一些官僚则因掌控计划经济分配资源的大权，而成为格拉斯笔下的“新阶级”。这种斯大林主义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许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背道而驰。
　　
　　中国: 一个跨世纪的伟大实践
　　
　　自1989 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乃至苏联以骨牌效应纷纷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度庆幸这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获得最后的胜利，成为人类社会惟一可能的制度。美国甚至派出一批号称“金童”的金融财政专家，企图以“休克疗法”尽速将原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东欧标榜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纷纷复归、扩大，甚至透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的机会。在这些国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话依然在持续进行之中。
　　这样的世界局势，有助于中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容、客观、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曾经历过“急躁冒进”的年代，有过“文革”的教训，也尝过“官僚主义”的苦果，不同的声音曾遭到百般的压抑。我们已经知道，专制、封闭不是国家之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7 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到1999 年的修宪，更将宪法序言中原先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沉静下来，以比较从容舒缓的态度，好好重新审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与遇合。
　　邓小平生前确立下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不妨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对话。邓小平不断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超越抽象的“姓资”与“姓社”的争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要避免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8 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同上书，第373 页) 自由主义向来强调市场的调节功能，邓小平的说法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实，早在1921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行者李大钊在一篇题为《自由与秩序》的文章中就说:“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绝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 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37-438 页) 个人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在此之前，推翻中国君主专制政权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更在其1919 年制定的《建国方略》中写道:“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之文明也。”《建国方略》无非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家现代化纲领，孙中山已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为用是我国经济建设“最直捷之途径”。孙氏于1923 年在国民党内部推动“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更是上述思维的具体实践。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原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西方国家工业发展最迅猛、现代化脚步最豪阔的时代，同时也是两大思潮交会、交锋最密集的时代。要掌握现代思潮，就不能不对这两大思想流派做必要的耙梳与整理。西方的工业化是一个十分曲折的历程，既有辉煌、进步的一面，也不乏阴暗与逆流的一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是因应工业社会的变革而产生，也对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做过回应与深刻的对话。
　　今日的中国不能回避工业化的挑战，为免于重蹈覆辙，避开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区与陷阱，我们应站在既有的基础上，总结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记取教训，萃取其进步合理成分。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简单的二分法来片面地对待自由主义，也不能使社会主义沦为僵化的教条。惟有深入探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对立到互动、互补的历程，才能确切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六期）
　　朱高正，学者，现居北京。有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