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纪录片的选择

作者：吕新雨

字体： 【大 中 小】

　　阿西木嘎是彝族人，阿西是家族的姓，木嘎在彝语中的意思是“最好的”。阿西曾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书，1997年毕业回到家乡云南省宁蒗县蝉战河乡做了个乡团委书记。纪录片《回到祖先的土地》拍的就是这个事件。但是仅仅这种事件的叙述对于了解阿西来说，却是最表面和最危险的叙述，它听起来是一个有志青年立志报效家乡的先进事迹，有人就此曾判断他不是一个傻瓜，就是一个野心家。然而，我要说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为阿西个人辩护，更重要的是，由此我想对自己理解的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反省与检讨。
　　我供职在一所大学做教师，认识阿西是在他大学的最后一年，我班上有同学和他一起都属于大学诗社里的活跃分子。他们一起来到我家里，阿西看上去与一般的同学没什么大的区别，汉语说得颇流利，我们聊了很多，他们和所有自以为成熟的男孩子一样，烟抽得很凶，我准备了一盒烟还不够。阿西的本专业是哲学，但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读诗与写诗上——用汉语写诗，他说自己的民族是个忧郁的诗的民族，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民族诗人。在诗社同学的聚会上，他用彝语唱用笛子吹自己民族的歌，可以倾倒一大片，然而他希望面对的却是汉语读者，这个悖论他自己也很清楚。我看了他写的诗，带有很大的校园学生诗歌的特点，青苹果般的涩与清香的混合，是没有成熟的酒。他坦诚自己还处于语言实验阶段，心中真正核心和珍贵的东西还不敢碰，怕玷污了。我比较欣赏的有一首，比较多地表达了他自己，后来用在片中了，题目叫《回家》。当时他就向我表达说，在上海，他是一个异乡人，虽然暂时住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但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那天晚上，他已经说到自己的一个愿望是回到乡里做一个乡长，如果能去做乡长，他觉得自己有很多计划和梦想，为此他还写了信给云南省省长，虽然知道很可能没有回音，但是仍然满怀期待。这时的他怀着梦想在诗与现实之间飞翔。
　　他的家乡位于滇川边界的小凉山的深山之中，至今没有通电，甚至连像样的路也没有，我和摄制组第一次随毕业的他回家乡时，正值雨季，山路泥泞，滑得如泼了油一般，人员器材根本无法进入他爷爷、父母所在的自然村。上小学时，他每天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般的原始森林的边缘行走，忍受着孤独与恐惧，不过现在原始森林已经和正在消失，这也是时代的变迁之一。正是从这样的山路中，他走入大上海。爷爷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有影响的人，年轻时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英雄好汉，有着彝族好汉的必备素质，除了拿刀枪就是能说善唱，而且是个著名的铁匠，方圆多少里的铁器都是他锻造的，而铁器是当时先进文明的象征，如今英雄老矣，阿西作为当地唯一的大学生考上复旦大学时，人们都把他和爷爷相提并论。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先进文明的表现不再是物质的铁器，而是接受教育的程度，我在阿西的家乡问那些正在苦苦读书(读汉语)的孩子们，为什么要读书，他们的回答是不约而同的：为了离开这里，因为这里太苦了。这里生活的贫困和艰苦是我们没目睹之前不能想象的，也使我们重新掂量阿西选择的分量。那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阿西到底为什么要回去，这对于我们和对于纪录片其实都是不可回避的。
　　在阿西人生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他在云南民族学院任教的叔叔，叔叔告诉他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字和文化，这使从小学到大学就一直受汉语教育的阿西深为触动，他日益地感到在现代文明的大都市里，他其实是个外乡人。由于彝族的早婚习俗，他已是一对儿女的父亲，在现代城市中做一个庸常之辈，为妻子和孩子寻一个安乐窝，他有能力做到，但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他还是一个彝族人，一个栖息在异乡的少数民族人，逐渐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根。汉语说得再好，也不是母语，而一旦回到彝语中他就觉得自如自在。阿西和我们其实都处在一个时代的夹缝中，这个时代正在以它的现代文明的名义和物质化进程摧毁着一切弱势文化赖以生长的社会根基。
　　阿西的选择是带有自我挣扎的选择，是一种牺牲的状态，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大趋势面前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所以这是一种精神的选择。决断地说他肯定是一个小野心家，这个判断之所以错了，是因为我们站在都市的立场上，我们似乎只有这样推理才能使我们理解这个行动，并且避免良心的不安。其实，阿西是个诗人，彝族古老的英雄血在他的血管里静静地歌唱。但是这个时代并不属于诗人，这不是一个精神可以自由生长的时代，诗人的命运其实已经是注定的，理想是需要代价的，理想向我们索取牺牲。理想和现实碰撞的结果，可能是，或者说肯定是不容乐观的，但是我想看到的是它们碰撞的火花，这种碰撞在心灵中发生，它静悄悄却惊心动魄，我想借着火花的亮光看看周围黑暗中人们的表情。阿西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与这个社会的各种官僚体系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告诉我说，他往往会在一刹那跌在一种状态中：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要和这些人说着这些话。他其实很难对别人说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家。他也很难确认他回去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能够为自己民族的文化赎命吗，就凭他?!面对自己祖先土地上饥饿的乡亲，他又能做什么呢?这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浪漫的乡土诗人!但是这次他的确是把自己英勇地献出去了，献给一个他所不能把握的冥冥中的力量，时代的力量。而时代可以很轻易地将他碾碎，不给他任何荣誉。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永远是在两难中开辟道路。
　　在这个纪录片的前期拍摄中，我痛切地体会到要表现人物心灵的挣扎是多么不容易。我感到力不从心。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纪录片也是，一种角度的展示意味着对另一种角度的遮蔽。当我们把形式赋予一部纪录片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用形式限制了生活的开放和丰富阐述的可能性，选择同时意味着放弃和背叛。片子刻意隐藏摄像机对于阿西生活的影响，但其实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它的影响。阿西也是，他其实是希望借着摄影的光线来照亮和支持他的选择，不至于被历史的黑暗所沉沦，个人毕竟都是孤独的。片子拍完之后，我一直无法摆脱强烈的失落感，这不是我要的片子。这也是一种理想被挫败之后的感觉。我心有不甘，我一直在想纪录片能否追求一种形式的开放和多种阐释的可能?我们是否有资格做生活的裁判者?我们与纪录片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该如何理解?纪录片的历史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
　　在这部纪录片拍摄之前，我曾怀揣着选题四处寻找资金，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与上海台的合作也是几经波折。阿西毕业在即，再不拍就来不及了，上海台的有关领导终于同意投拍，但是前提是，我只能以片子的副导演身份参加摄制组，否则一切免谈。为了使片子能够进入拍摄，我别无选择。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身份，我几乎没办法在纪录片的前期拍摄中体现我对阿西的理解和对这个片子的把握。摄制组除了我，都是电视台的人，他们在我面前有着强烈的体制内的优越感。第一次随毕业的阿西回云南，导演有事情不能跟现场，我和摄制组一起坐火车到昆明、丽江。我希望拍摄阿西第一次进入现实，开始和中国的官僚机构打交道，那种遭遇和心态的变化。在这里，阿西开始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那些大小官员们用可以想见的态度和冠冕堂皇的话语在摄影机前“作秀”，但是谁也没把他真当回事。谈话的时候，阿西脸上挂着谦恭笑意，独坐的时候，他的脸上满是落寞和恍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和这些人说话。我希望摄影机能够捕捉这些。然而我发现我想要拍的东西，摄制人员根本不能配合。摄影师只肯在架好机器之后，说话的人都坐好，等他说“开始!”之后才开机。我苦口婆心对他说我的想法，但是他对我的摊牌是：导演交代过了，这些“过场”随便拍拍就可以了。我想我应该与导演多沟通，在这之前，我们只是互相看了对方对片子的策划文字。在饭桌上，我对他谈我的想法，我对主题的理解，我对片子画面的希望，导演在策划书上要求拍人物多用近景和特写，使画面能够丰满，而我更喜欢在环境中对人物的把握，充分发掘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正在我们还算心平气和地讨论时，边上的录音忍不住了，一个从学校毕业没几年的稚子，却以一种毫不隐晦的轻蔑态度对我说道：“你知道什么?!你懂什么?”进入阿西家乡蝉战河乡之后，导演因故要先走，生活很苦，合作也不愉快，大家情绪都变得很焦躁。我独自在镇子上游荡，和阿西聊天，到阿西家里和他家人聊天，彼此都说了很多真心话，但是我没办法使摄影机在我们身边出现，我指挥不了摄影机，它只愿意拍安排好了的场景。摄影师脾气暴躁，在现场容不得我说任何话。我想我是尽了吃奶的努力来隐忍自己，多少次我被气得自己掉眼泪，但都是以顾全大局为重。然而矛盾终于在最后爆发了。一次，我安排拍摄山顶小学，山路泥泞，风雨交加，我们好不容易爬上大山，看着衣不蔽体的孩子和四周漏风的小木房，阿西很动感情，这些孩子就是他的过去，他要对孩子们说他自己的故事，激励他们好好读书。这是我的计划。但是摄影师却撇开我，让孩子们扮演上学开门进教室的样子，一遍又一遍，然后又是扮演上课念书。折腾了几个小时。等他忙完他的，该拍我要的内容了吧?他却满脸阴云，勉强架好机器，等阿西开始对着孩子渴求的眼睛倾诉时，我发现他没有戴耳机，因为我们都不通彝语，所以让翻译在旁边小声翻译，用耳机传给摄影，便于他掌握节奏。我发现阿西说得很好很重要，便提醒摄影师戴耳机，但是他却一下子发出可怕的怒吼声：“戴什么戴!赶紧拍!”当着孩子们、老师和阿西的面，他的这一举动，使阿西的情绪大受影响，阿西匆匆结束了谈话，便一个人自己下山去了。我又气又急，终于忍无可忍，回到住所，我责问他为什么要在现场(!)发脾气，他却把他手里的茶杯砸到地下，大骂我不帮他调度场面!水、茶叶和碎玻璃在我的脚下蔓延，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上了一条我不能驾御的船，该是下船的时候了。
　　摄制组总共去云南两次，第二次我没有去，他们也不需要我去了。后期的制作我也没有介入。我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播出的，看到屏幕上我熟悉的阿西的身影，我的心情无法言喻。《回到祖先的土地》在亚广联获了奖，这是个带有政府性质的奖，而且在上海颁奖。但是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却落选，后来我听到上海广电局总编室有关人士披露说，对这个片子，一些评委认为：主题还是好的，但缺乏画面语言，怀疑编导总共去现场几次，明显功夫不够，——他们的眼睛真是很厉害；并且认为结构比较差，层次不清楚，意思简单反复，缺乏推进感。
　　有人曾问我，如果你来做，你会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会更多地关注阿西在抉择中的痛苦、矛盾与彷徨。阿西是英雄吗?我问自己，我想到的是他在火车站月台上与同学抱头痛哭的情形，是他在省府机关大楼里跌坐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表情……什么叫作英雄，英雄是做出了不同于平常人的选择的人。忽略了英雄成长中的痛苦是不真实的，没有痛苦的英雄是虚假的英雄。阿西怀着诗人的理想走进现实，理想一片片破碎，乡长没有能够当成，乡干部对他充满戒备，还有乡亲和家人的怨忿，他满腔热血想做事却发现他没办法做任何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确是走在荆棘之上。但是荆棘之路通往何方?阿西没法回答，我也同样没法回答。我拒绝接受任何廉价的乐观主义。阿西是英雄，但却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在今天这个大时代中，这样的悲剧有谁会来倾听?
　　对于我来说，经历了这个精神历程的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已经不同。我们曾怀着对直接电影的崇拜，想以隐藏摄影机的方式来表达真实，但是我们这种介入现实的方式却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仅凭观察就足以表达，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冷静观察，没有这个心态也没有这个时间，我们是那么地急于返回城市之中去，想着远离这个厕所充满了蠕动的小东西的地方。结果我们把阿西当成了演员，以至于阿西每天跑来问我们他该干什么。镇上的一座小木屋里有最时髦的卡拉OK和很多人，导演曾要阿西到那里与乡亲们攀谈，问寒问暖并解释他为什么要回来，阿西面有难色，勉强从命，结果他话都说不连贯，成结巴了。我才理解直接电影的拍摄方法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代表着一种纪录片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我们都没有达到。
　　阿西的歌声在电视中响起，看着电视屏幕中的阿西，我知道这一切其实是外在于他和他的现实生活的，他那里甚至连电视都无法经常看到。片子播出后，云南发生地震，他的家乡恰在震中，我惦念着现在的阿西和他的亲人们。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有机会去那里了。
　　阿西，你好吗?吕新雨，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媒体的狂欢》、《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