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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

作者：［美］阿里夫·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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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辉　译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维缺陷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世界不同以往,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从各方面看来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地朝着全球化和本土消亡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却日益显露出根本的缺陷,这就是关于全球主义性和全球中心论的问题。所谓全球中心论，是指他们设想了一种毫无疑义的优先权,一种本土必须服从全球的权力结构的存在;所谓全球主义性，是指认这种跨国的潮流与进程决定本土变革的积极性。
　　换句话说，有关全球化的解释和“话语”是一种对地域和本土的偏见。在大多数的话语中,全球是与资本、空间、历史和权力转换等相等的概念；而本土，则与地域、劳动力、传统等概念等同,通常还包括那些仍然“附属于地域的”妇女、原住民、乡下人以及其他人。
　　在本次讨论的这篇文章中，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种偏见所产生的后果，难道说地域真的必须附属于全球吗?这种带有全球中心话语特征的不对等能颠倒过来吗?我们能为地域辩护，使它免遭全球主义的专横概念所吞噬吗?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下，还有可能恢复那些地域性的知识与实践模式，来共同改造世界吗？另外，难道本土的人民天生就被判为与主体话语无缘？下文中,我们建议训练自己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将这些社区或地域人民的行动视为改变世界的有效手段。
　　幸运的是，过去的十年中，已从社会政治分析中爆发出一种地域意识。最近一项哲学研究显示，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几乎不可能“想象如果世界上没有地域划分会是什么样子”。从另一方面说，地域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如何去想象和认识地域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地域意识与全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看来是全球主义激进的对立面。
　　我们认为，应该把有关地域和地域意识的知识与实践，看作一项能构建政治思考和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的工程，而不是一堆历史与地理的遗产。
　　
　　全球与本土：空间性与地域性
　　
　　全球与本土是两个互相衍生的概念，而不是出自任何与之相关的可描述的特定空间。全球这一术语指的是某种进程（如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进程等），而不是指几何学意义上的地球。不仅世界的大部分被排除在“全球化”的进程之外，即使在进程以内的部分，随着交通或网络的推移，也留下未被触及的地区，或变为被“全球”概念所暗示的边缘意义的外围。因此说全球性大于国家或地区，这并没有说出它的全部意义；对它进行最抽象的描述也许可以将它归于任何非本土的东西；说它凌驾于除地理物质领域之外的其它领域（如文化领域）之上，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从更复杂的意义上看，最好说它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然而，全球性似乎对国家政治边界所确定的空间表示怀疑，它已经对“本土”这一与“全球”在空间上相反概念的意义表示了怀疑。本土概念的早期含义源于与国家概念的相对照。但逐渐地，本土的含义已与全球的含义并列。由于全球含义很难确定，使得本土概念也含有多种歧义，并如同全球一样难于确定。因此，现在本土的含义不再从国家引伸而来，而可以指代国家及国家以外的地区。
　　即使用全球与本土的意义使空间与地域的概念合为一体，这些术语的意义仍然含糊不清。在很多关于地域问题的讨论中，象本土，空间性和地域性等这些词都是可互换的。因为这种合成并不只是概念上的，它还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把全球主义假设为一种没有空间与时间的运作，极具讽刺意味地把它的主张拔高为一种新型的普遍主义，从而使其成为其他一切空间化的起源。任何不那么“全球性”的东西都被视为与其对立。空间与地域概念的合成防止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等概念之间出现更深的差异，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相提并论，而忽略了正当全球的概念改变着本土的语义时，全球性的概念也在改变空间性的语义，空间性与地域性于是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让我们进一步澄清本土与全球或地域性与空间性等问题的疑点。
　　
　　混杂与矛盾：全球与本土的统一性
　　
　　几乎所有关于全球与本土问题的讨论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在于强调全球的普遍性和把本土降为从属地位。正如把本土的当作全球的，如果把全球的当作本土的（或地域性的），那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进入现代》一书中特别提出的问题。
　　拉图尔把全球与本土的问题作为对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更广义的批评之一。在他看来，只有把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区分开来，把西方与世界其余部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现代性才是可能的。
　　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区分构成现代条件的基础，可笑的是这种现代条件没有导致“纯粹的现代人”，而是孳生了杂种，从而否定了整个现代性的计划。全球和本土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混杂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区分，这种混杂产生出一种全球性与地域性相对立的幻觉,同时掩饰了它与“前现代”和“非现代”的密切关系。在拉图尔看来，“本土”与“全球”在网络的概念中能有更丰富的联想。网络从本质上讲既非本土也非全球，但不管怎样却延伸得较长并互相联系。
　　在他的著作中，他用“网络”的比喻表现出这一疑问的关键，他不仅对全球与本土之区分提出质疑，还对这一独特的现代性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现代人采用某种非人类的方式已经简单地发明了更长的网络结构”。至于他自己对于全球与本土之间关系的认识，他是通过极其简单的“铁路模式”来表达的：
　　“一条铁路是本土的还是全球的？两者都不是。你完全可以说它是本土的，因为你可以随时发现铁道枕木或铁路职工，你会看到沿途散布着车站、自动售票机。然而它又是全球的，因为它能使你从马德里到达柏林，或从布列斯特到达海参崴。只是，它还没有全球化到能把你带到世界上的任何本土。”
　　这对于反思全球化问题是很有益处的。铁路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全球的，拉图尔合成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对人们的全球性和普遍性要求降温，使这些要求恰如其分。他用铁路作比喻，而不是用小路或飞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许及时提醒了我们注意他的网络构想中的一些问题，但目前就全球和本土的问题来说，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似乎还是会有收获的。
　　现在，将全球和本土最终区别开来的困难也许会愈加明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glocal”(全球本土)用“全球”与“本土”的合成词形式充分表达了拉图尔的用意。但问题在于拉图尔提出的混杂形式，是否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于是问题不再是全球与本土的对立，而是“全球本土”的不同结构。
　　
　　社会和文化分析中的地域概念
　　
　　如果按地理学家亨利·勒菲伏尔（Henri Lefevre）所说，地域是人为产生的，而不只是事物发生的特定位置。这一地域的产生还包括“社会关系特殊混合”的产生。那么，如果我们从“地域性”的现象出发，用地域边界的方式来设想这些社会关系及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就合乎情理了。这种特殊的混合，既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特殊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给那些代表了不同阶级、性别及种族范畴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的含义，也对地域本身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意义。因此，当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地域的产生（无论是创造还是毁坏）成为生存的某种条件，另一方面，对这一情形的不满已使人们对那种脱离地域的概念中隐含的霸权主义产生疑问时，这一特殊的混合就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在这一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阿图罗·埃斯柯瓦尔（Arturo Escobar）的所谓“发展论”提出的有关问题。发展论将自己对于贫穷与富有、停滞与发展以及美好生活标准等特殊定义，假定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该理论已经导致了一场由欧美资本主义（现在又增添了新伙伴）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并最终给社会与自然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最近，斯泰西·利·皮格（Stacy L. Pigg）用同样的论调谈到，发展论的本质是消除差别，照她的观点，消除尼泊尔现存村庄之间的差别，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普通村庄”，那样将更容易被发展主义的官僚们（外国的或尼泊尔的）所理解，同时这些村庄也更容易适应直接来自远方的发展计划。然而，差别的消除并不只是那些远处发展主义官僚们的责任，它还须通过那些将发展主义文化内在化了的国家与本地官员们的配合，将这一切“本土化”。这问题不是尼泊尔所特有的，它描述了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在消除差别过程中的一种共谋。的确，从日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很难说清哪个问题更大：是不断入侵地域的贪婪的资本主义，还是制造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共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家与行政官僚们的共谋），这成了一个始终争论未决的问题。
　　基于对差异，也即对地域的密切关注，埃斯柯瓦尔推断出：虽然发展主义已经破坏了许多东西，但它并没有破坏一切。地域性的本土传统所强加给普遍性发展主义的混合形式，也许对生存与变革可以提供另外的选择，地域概念成了批评发展主义的关键，并可作为其想象性选择方式。
　　对发展主义普遍性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普遍主义社会范畴质疑的一部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分析诸范畴的普遍性提出疑问，因为这种普遍性正是产生发展主义的同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质疑的根源和结果中都存在更为复杂的东西。试想，如果没有地域这个所指，我们能够想象阶级、性别、民族及种族这样一些概念吗？在运用这些社会范畴时，是否因为对地域的忽略而使这些批评范畴成了霸权主义的工具？结论是复杂的。以“社区”或某种“地域疆界”定义身份的地域，最终也在掩饰与压制地域概念内的不平等性与压迫性。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知识
　　
　　最后是文化的问题以及知识的组织和传播的问题。知识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是任何概念化文化的综合。如果我们准备带有批判意识地参与文化问题，我们能回避地域吗？人们常常根据文化观念将地域范围的文化特征视为落后的标志，然后以此为借口来迫使他们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开放”。但也许我们应再次重申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为界限）的现象。由于文化是战胜霸权斗争中的一种重要武器，这个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显得特别紧迫。
　　在“全球化”的热潮中，考虑提出何种地域性的设想也许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应该给全球主义“定位”。全球主义是早期发展主义的继续，如果说它作为一种发展主义的理论更有成效，这是因为它试图（也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隐瞒一个事实，即全球化进程仍然囿于旧权力范围之内。但它现在已经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公司、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达成共谋，使他们逐渐加入到发展主义的话语和进程中来，然而加入的条件是要求他们将这种体系的知识与标准加以内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地域也要承担这些社会重新概念化所带来的压力，这里不仅指第一世界的霸权，也指民族国家的地域的霸权，以及跨国化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等。
　　第二，地域必须更加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因为民族国家现已成为全球主义的帮手，而逐渐放弃了它们早些时候曾承担的协调全球与本土的任务。在早期民族解放理论中，民族国家承担着保卫地域的责任，但现在地域只得独自谋生。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已变得与地域毫不相干，或者说它应该向全球主义让步，但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给民族国家自身“定位”，使它的主张公开化，并有组织地与它抗衡，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复苏地域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次必须从下面做起。重新考虑地域和超地域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跨越国家的边界来设想重组空间的选择。
　　
　　结语：为地域辩护
　　
　　我们希望以上的讨论能够说明，对地域性想象的辨护和倡导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是对一个非常真实的系统危机的反应。而谈论地域和地域所提出的新型政治，也就是回应一种重组政治空间新方式的需要。它涉及了一些系统性的自然方面的问题。
　　目前，对地域的倡导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它包括世界范围的本土化运动、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它们因妇女的关注而广为人知）——这些运动通过反抗发展主义而重申对精神、自然以及地域的态度，清楚表达了对生存的基本关怀；它还包括致力于保护周遭环境的都市运动；包括在全球市场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境内重新兴起的集体化运动；包括精英主义的公有制运动以及受早期宗教价值观影响的美国离家农民的民团运动。从政治上说，这些运动包括了从地域性的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精英主义的所有政治倾向。这些包括本土主义在内的运动，已一再重申人类回归自然的重要性，同时重新评价了人际关系，对于现代主义发展论提出了激烈的、意味深长的批评。
　　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他们与“全球化”的协定中，人们能够从地域性这一现实的观点出发，将世界按新的结构来重新定义吗？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推进这一计划所需要的知识、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必要条件，那么，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地域再也不会成为不相干的问题了。
　　阿里夫·德里克，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后革命氛围》、《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等。
　　少辉，大学教师，现居海口，有译著多种。
　　
　　参考资料：
　　全球化研究动态
　　
　　“新左派”：全球化是夺取市场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词，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英文学术界主要有四大学派，对全球化存在南辕北辙的解释。
　　第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A.Callinicos和S.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新左派认为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意指人们像当时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主权，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新左派认为，世界历史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时期：第一是发生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的中世纪，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为代表；第二是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第三是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第四是战后的1945—1970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为特征；第五则是发生在1980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三次帝国时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北美金融贸易组织为代表。
　　新左派认为，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但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最后，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往往是统治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所有领地和番邦，也就是说它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而不是“统治”主权，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其危害远甚于“旧帝国”。
　　
　　新自由派：信息共享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Ohmae和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比较长远的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
　　他们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它们共同对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存在一致认识，即他们不仅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共同认为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的趋势，传统的民族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经济的非国家化”。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而目前“资本控制劳动”前提下的国家权力弱化，则是新自由派所乐见的。
　　
　　“怀疑派”：国家和区域依然有效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神话”。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与“互动”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
　　同时，“怀疑派”认为国家弱化和消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如今日的国际化，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推动的双边经济体系和民族经济自由化的一大副产品。
　　国家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
　　
　　“转型学派”：无法预测、超越左右
　　第四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rns，J.A.Scholte和M.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
　　但另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而绝不是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自由派所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是无法预知的。尽管“转型学派”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认“国界”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日益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WTO、IMF）的挑战。他们认为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促进国际合作。
　　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吉登斯（Anthony Gidens），他是轰动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和《超越左右》的作者，主张中间偏左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由此为“转型学派”增加了理论厚度。
　　（赵辉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