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学术国际化”种种
作者：陈跃红
字体： 【大 中 小】
“研究”跨国化
前些年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如果听说谁谁承担了国家什么基金的项目，那一定让人羡慕得不得了!有了这样的项目，在有些单位院校差不多就等于什么都有了，譬如奖金、奖励、职称、房子、提拔做官等等。可而今，随着学术愈加快速地走向国际化，国家级的项目也开始出现渐居次席的趋势，原因就在于所谓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迅速增加。介入此类项目的中方学人往往同时也获得许多优势，譬如充足的研究经费、顺理成章的出国机会、单位领导的重视，成果的国际化发表和认可等等。这种种的好处，诱使人们逐渐把艳羡的目光投向拥有这类项目的学人。于是所谓的国际合作研究很快成为时尚和学术界众人热心争夺的金馍馍。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的确有不少像模像样的项目和高水平的研究，但是，也同样有许多挂了国际合作的牌子，却让人大惑不解的所谓研究。其间那些合作双方错位落差的辛酸故事，不仅令人颇开眼界，也很能让人由此而看破几许所谓国际合作的学术沧桑。
记得在我曾经访问过的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院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矮个秃顶，六十来岁模样的中国人。朋友告诉我说，他是国内某大学的教授，因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到此地已经三年多了。此后在许多场合我都见过这位老先生，他生活非常艰苦，租住别人家的地下室，每天背个双肩书包早出晚归，里面装着他的雨伞和简单的午餐，俨然一个套中人。他从来不去餐厅，甚至连研究所楼下的机器售卖咖啡也舍不得喝一杯，而是啃完自带的面包后到洗手间接凉水解渴。有一天，我见到他的合作者兼上司，一个当地研究所里比他年轻的副教授正在“训”他，说他不应该用电热水杯在研究室里烧开水喝，这不仅违反研究所的规定，万一出了火灾，烧毁了资料谁负责。看老先生一脸惭愧地接受批评的样子，连我的心里也觉得憋得慌。有一天，我偶然走进了他的研究室。那是图书馆深处的一个极狭窄的小隔间，里面一层层堆满发黄了的资料，仿佛一碰就会碎落满地。老先生正戴着花镜，艰难地弓身在纸堆里查找需要的东西，那场面真是让人肃然起敬。然而二十分钟以后，当我了解真相以后离开这房间，回头再看看那正埋头在资料堆中的瘦小身影，不禁悲怆顿生。原来那堆资料是用中国南方某地近代方言文字写成的，属于东南亚某国华人的重要历史档案，被这个一度的宗主国给弄了来，却没有人能够看懂，于是，便以两个大学国际合作的名义，以低于当地助教的工资，将这位教授聘了来，而唯一的研究工作就是把这批档案翻译成当地学者认识的文字，以供他们研究之用。
除了给洋学者做译员外，我还见到过另一种更受“欢迎”的国际合作方式。例子涉及的当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南方某大学的一位中年副教授，他是作为一项农学方面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中方研究人员而被派出来的，作为相关昆虫学方面的专家与对方一起完成一个项目。据他自己说，他们已经合著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书，第二本也快完稿了。我曾经数次提出要瞻仰他的英文大作，却都被他搪塞过去了。直到那年的大年三十夜，一帮子有家归不了的留学人员下班以后，情不自禁地凑在一起聚餐聊天。言语所及，除了留学人员聚会惯常谈论的性与政治两大主题外，又多了几分事业成败与否的慨叹。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老兄终于回宿舍取来了他的大作，嗬!大开本深绿硬皮封面，厚厚实实，看上去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打开一看，全是中国昆虫的图谱。见我一脸狐疑的神情，略带醉意的他有些尴尬地说：“弄这样的书其实很简单，这些图谱都是我们单位多年积累的标本资料，在国内没有资金出版，我把它们的照片都带来了。在这里一组组的描成图谱，然后加上英文说明，由对方合作者将英文说明略加订正，立马就可以出版了。”说到这里，这位老兄的情绪上来了，眼睛红红地发起了牢骚：“这都是我们那里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标本，他妈的老外不用出一次野外，不费一点力气，只是改改几句英文，就以合作和合著的名誉得到了成果，而且还作为他们单位的重大成果，到国际会议上对学术界吹牛皮，不就是有俩钱嘛!”
看他那愤愤不平的架势，我的心底不禁生出一阵阵悲哀之情。中国的研究者们，不仅是在合作的旗号下心甘情愿地给人家做着译员和资料员的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不断有意无意地出卖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民族的学术资源。如此这般的国际合作研究，其实已经近乎科学上的殖民掠夺了。只不过这一次对方不是用枪炮和鸦片来强行掠取，而是用金钱和出国研究机会来引诱你自投罗网。这样的合作意义何在?!
说到资金和出国的诱惑，我不禁想起近年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所谓国际合作项目的操作方式。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研究课题、构想和操作预案。一般讲，此类课题往往与对中国某一特别领域发展的认识、了解和研究有密切关系。然后由国外机构或基金会提供资金，由中国方面出人出力，直接从本土展开相关的大规模档案清理、问卷调查、田野作业和其它形式的数据搜集，并对资料做初步的整理分析，由国外方面派人监督、检查和指导资料的收集工作。然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运往国外进行“科学”的技术处理，譬如用特别的电脑软件程序加以分析，用某些理论研究处理等等。对于完成的成果，一般讲是叫作“成果共享”，但是实际上，一则课题的提出不是中方的思路和需求，因此，相关的资料对于中方的研究而言，并无多大用处。二则即使课题有意义或与中方思路相近，但是本土往往又缺乏这样大规模的分析技术手段和能力，只有依靠国外。于是，一旦资料送出去，怎么处理完全由对方自主，而对方当然是按自己的思路去从资料中获取相关的成果，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成果或结论，与中方的需要和意图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的“成果”，又如何谈得上去“分享”呢?而资料早已漂洋过海而去，怎么利用已经不是中方所能过问。就算给你留下副本，由于研究的目的、方向不对，又缺乏技术手段和资金，最后只能束之高阁，扔在柜子的角落里积灰尘。闹了半天，原来是给别人打工，卖苦力，哪里是什么国际合作!而问题在于，明知这是个闹剧，是一个劳工合同，却偏偏无数人趋之若鹜，到处钻营，拼命也要搭上这班车。意图何在?说起来很简单，一是为了经费，有了可观的一笔资金，出差费、生活补贴、买台电脑什么的都有了，甚至还可以给家里添台传真电话机，工作需要嘛。二是为了出国的机会，合作研究之前，不是需要技术培训吗，当然是去技术先进的地方了。其间的奥秘，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如此国际合作，说穿了，不过是个洋打工而已。
当代学术哈哈镜
国内近年来有这么一些出席国际会议的学者，他们压根就不懂外语，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弄到手的邀请和怎么折腾出来的论文外语发言提纲。反正人家是出国了，开会了，交流了。过不了多久，他们的观感、访谈、会议侧记、收获什么的，很快就会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可你要是有幸和他们参加一次所谓国际会议，你肯定会大惑不解，他们究竟是怎样写出那些学术聊斋来的。因为除了在开幕的免费酒会或者午餐会上见过他们以外，你就不知道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仅在各种大会、圆桌会、分组会、专题会上不见他们的踪迹，就是在安排有他们发言时间的场地，也是一个个不肯露面，不是以各种借口推脱出席，就是请一位别的学者或者在大会服务的中国留学生代读发言稿，而他们本人此刻恐怕不是在名胜地点漫步，就是在百货公司购物，顶不济的也去了跳蚤市场，至于会议，那不过是出国观光的借口而已。等到闭幕宴会的时候，他们倒是真的一个个衣冠楚楚地现身了，在一场红绿生鲜、声色男女的狂欢之后，愉快地各自爬上喷气式客机走了。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以洋旗号洋招牌来蒙本国人的，和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去蒙洋人的，这方面的故事日渐增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似乎有某种心照不宣的理由，有关中国人在国外搞学问，谋学位的猫腻事儿，留学人员之间尽可以在茶余饭后嬉笑怒骂，讽刺调侃，传经送宝，却很少有人诉诸文字，发表于传媒。理由其实很简单，一旦捅破了窗户纸，还让后来的人怎么混文凭，找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在欧洲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做了一些关于西方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调查。其中自然难免要涉及到中国留学生进入那些个国家以后把中国文学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尽管改革开放都已二十年，第一代出国人员不仅早已立业成家在异邦，有些人甚至都接近退休年龄，开始考虑根归何处的问题了，然而他们的博士论文和论著却很少由外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其间原因大概也是多多，譬如版权呀、翻译呀、时间呀什么的。我既然人到了国外，就不得不抓紧时间，尽可能多搜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未曾想，一旦真走进去了，还真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信息。不必说，其中自然有一些有新意、有创见、材料翔实、思想犀利的著作。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大量平庸之作。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论文的论题和内容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是不是从事比较研究专业的人们，都喜欢和中国文化及其文学的各个方面搭上关系，做一番所谓的比较。当然，如果说是站在跨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从而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角度、方法和见解，倒也不失为一条有国际特色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路。而问题却恰恰在于，你在其中很难找到类似的探索，倒更多常见的是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些资料、常识和通行的观点，尤其是古代大家的著述和言论译成外文或者干脆是直接借自某些译本，大量地堆积和拼贴到论文中，然后再与西方的某些著述和观点，生硬地比较一通，于是就算大功告成。据说其间的秘密在于，就做论文的人而言，可以省心省事，而且由于依托了几千年中国文化根深叶茂的大招牌，常常能把不谙汉字和中国文史的洋导师唬得一愣一愣的。而就导师方面而言，虽然饱读西方经典，对中文也曾下过几分功夫，但无论如何，也还是难窥堂奥，不甚了了，可在学生面前又不能甘拜下风，老实承认不懂，相反，还得装模作样地提几条“内行”的意见，然后投票通过。于是，这顶博士帽就轻易地到了手上。这样的大作，作为海外学位论文，也颇能通行一时，而一旦要翻译成中文拿到本土来出版，恐怕就没有几个人敢冒这个险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目前海外发表的中国学者的人文社科学位论著早已是成百上千，而回到本土以中文出版推广却极少的原因之一吧。
随便举个例子吧，我读到过这样一篇海外博士论文，题目很有点吓人，是专题的庄子其人研究，而且据作者在提要中所说，许多世纪以来的庄子研究始终可悲地处在迷雾之中，连庄子有无其人也没搞清楚，以至西方人也参与到了怀疑庄子有无其人的队伍中，这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可以说是一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基于此，该论文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庄子确有其人。而且论文说，经过作者的研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子的的确确是实有其人的。我一看这题目就有些犯嘀咕，细读那论文的内容，整个儿像一本关于庄子的虚构小说。除了不知是从何处抄来的一些国人论著译文外，剩下的就是一些笔记小说似的传闻和作者的大胆想象，实在没有多少学术性和严谨性可言。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篇东西，竟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且到处传播。写到这里，我真为我们的某些汉学家感到脸红，虽说丢的首先是中国人的脸，可难道就不怕中西同仁们笑话?想想也亏得是用大多数中国的国学家们不懂的外语写成，在一个陌生的异文化环境中传播，倘若再翻译成中文出版，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和结果，实在不敢想象。
尽管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走向国际化的旅途中，也是人才辈出，成绩斐然，但是上面谈到或没有谈到的猫腻和蒙事的现象也并非个别。虽然就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现代国际学术参与而言，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和庸俗行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完全避免和根除，然而，我们却没有理由把脓疮视作艳丽的桃花来流传珍藏，故而还是挤破的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挤，从而使人们逐渐能够意识到这并非什么好的货色，进而真正能够认识和逐渐唾弃这些学术上的丑陋现象。我相信，这对于今后提升本土中国学人的国际学术交往水准和质量，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陈跃红，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等五种（与他人合著），并有论文多篇发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