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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5期

马丁国王(外一篇·散文)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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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1992年10月到1993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1993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茬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1996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梯雅娜。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1992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这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1969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午餐
  
  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佩吉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珮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珮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珮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1992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珮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做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穿针弓l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斯和夫人劳拉·瑞定,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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