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谛听神秘的声音
作者：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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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在来信中感叹说：“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这个世界最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咀嚼的精辟论断，因为它描述了长期以来人类真实的生存境遇，切中了我生命体验中最深切的领悟。
现代人生活在这样奇怪的境遇中，出路多半只有两条，那就是麻木和发疯。我们如果既没有发疯，也没有彻底麻木下去，算是得到了天之大助。我们应该为此庆幸，为此感谢上天的大恩大德。
我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我出于逃避发疯和麻木的需要而留下的些许痕迹。为了不至于发疯我不得不用文字宣泄，为了不至于麻木我不得不用文字寻找感觉。今天想来，我的文字的功用竟然如此卑微琐屑，真是有点羞愧难当。然而，为了在精神上挽救自己的覆亡，我确实不得不如此——以前不得不如此，今天依然不得不如此。正因为不得不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些为多数读书人所关心所谈论的问题，那些高远而又博大的问题，那些玄妙而又抽象的问题。我对精神生命之外的事情，对精神自救之外的问题，好像越来越不关心了。不是不想关心，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来关心。甚至也不是完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而是我还来不及组织起足够的心力投入其中，我在内心的某一角已经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虚妄。我不愿意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解决我精神上的空虚、疲乏与绝望。
前几年，我还有点寄希望于个人，我的一篇讨论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问题的文章，最后一节就叫“成为个人”。那时我还准备另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提倡在中国来一个精神哲学的转变，以具有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个人，作为我们重建精神文化的支点。可是后来，我对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精神，渐渐产生了怀疑。我终于知道，人、个人，决不像西方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光明纯净，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坚定地信赖。我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对人做什么批判和清算。我只是想说，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当然也没有贯彻、实施自己的心理愿望和精神信念的能力。人几乎完全受着人性深处隐秘的欲望和冲动的掌握、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深受与生命伦理相对抗的历史逻辑的支配。尽管人类知道怎样才是高贵、怎样才是幸福，人类甚至一天也没停止过把自己引向高贵和幸福的努力，可是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理想，都被自己所毁坏。人类所建立的一切契约、禁忌和原则，都被自己所砸碎。比如说，人要求自己遏制暴力冲动，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伦理秩序，可是人类竟然没有能力放弃战争与暴力哪怕一天或者一小时。人一有机会就掠夺，就使坏。实际上这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法布尔的《昆虫记》详细描写了屎壳郎巧言欺诈、劫掠同伴食物的情况。在远古时代，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掠夺成性、逞强欺弱的。一切战争最初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掠夺。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无数次战争，都是由掠夺导致的。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实际上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对于强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劳永逸的掠夺。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合理化，从此掠夺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孔子最急切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礼。人们甚至给“礼”赋予高贵神圣的意味，真是滑稽得很。这是人类的思想家在百般无奈中所作的万般无奈的选择。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就是强者的一次性暴力所获得的利息。
我们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古人，好像我们比古人文明了一些，聪明了一些。这是现代人一厢情愿的妄断。发生在现代世界的那些战争，与古人的战争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人的残酷，与古人的残酷也没有什么区别。仅仅只是方式略有改变。当我们知道玛雅人把人的头皮剥下用于祭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嘲笑他们的愚昧无知，更不要产生什么优越感。希特勒的焚尸炉与玛雅人的剥皮刀，谁更残酷？仅仅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杀害几十万个生命，这样的残酷，是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为了一种虚妄的信念，不惜杀害十分之一的人口(如前苏联)，甚至五分之一人口(如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古人不可想象的。古人大约没有思想罪，现代社会大量大量的人因为怀有某种思想而被剥夺生命，或者像胡风和那些右派分子那样被剥夺做人的权利。有时候，甚至所有认字的人都要被关进集中营，这种有理说不清的痛苦，不会比面对玛雅人的剥皮刀时的痛苦小一些。我真真切切地相信，现代世界的残酷和罪恶，一点也不比古人少。仅仅只是方式有所改变。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一点也没提高。人类依然深陷在欲望的汪洋大海中，无力自拔，大多数时候也无意自拔。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鼓吹，现代人很少考虑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对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我们几乎是无限夸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贵的一面，我们甚至常常相信人类是万能的。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竟然常常相信个人是万能的。以人类亿万之众，竟然常常愚蠢地拜倒在某一个凡身肉胎的脚下，把世界的一切希望和个人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这么一个个人。这一点更深切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残缺不全的一个物种。
多年以前，莎士比亚剧本和诗歌中对于人性的礼赞，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理想的充满诗意的描述，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捍卫，歌德、惠特曼对于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展现与歌颂，卢梭和马克思对于公正、平等、正义的呼唤和信赖，康帕内拉、布朗基、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弗逊改造人类生活的伟大热情和伟大生命力，托尔斯泰、甘地、泰戈尔浩荡无边的人性之爱，——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我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人，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诞生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财富。很长一段时间，在最闭塞的地理死角和社会死角，我一直独自承受着来自人性深处和社会深处最阴暗力量的挤压和蹂躏。可是，由于对上述那些伟大的财富怀有坚定的信念，我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神气。我甚至形成了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倾向，认为人有能力按照自己认定的理想人格铸造自己的形象。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对我的影响很少很小。我常常不无骄傲地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我愿意永远生活在十九世纪。可以说，我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最真实的作品和最坚定的信徒。
可是，最近两三年来，我渐渐感觉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没法解释我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整体观察和整体体验。我所认识的人和人性，跟他们所描述的人和人性，差距很大。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很小很低。人文主义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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