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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４则）
作者：李 端 罗 明 刘向荣 徐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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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差距为何日益拉大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2000年8月lO日在该报发表了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用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经过了五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相对于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十五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期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59—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却很少有人认识到早在1950年代，中国就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D．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了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迹近封建主义的制度。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度之后农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保有稳定。”其他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的是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
(李端)
厉以宁对当前三种改革思路的看法
《改革与理论》杂志2000年第6期刊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文章，谈他对当前三种改革思路的看法。厉以宁说：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加入WTO利大于弊，但从近期来看，加入WTO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
外企进入后，我们的金融、汽车、电讯、农产品等诸多行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必然是十分大的。摆脱这一压力的思路何在?当前有三种思路分歧，也就是三种不同的改革
思路：
思路之一，调整分配结构。中国今天的发展确实遇到了收入分配失调的问题，因此这一思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调整收入分配并不是摆脱困境的正确思路。我们知道，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都面临着两种差距同时存在的局面：一是本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国内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谁也没有能力同时缩小这两种差距，更不用说同时消除它们了。那么先缩小哪个呢？首先应该在发展中逐步缩小本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协调国内各阶层差距。如果先消灭国内各阶层差距，就会耽误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赶超，很可能会回到平均主义道路上去，因此，第一种思路不可行。
思路之二，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水平。西部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钱，中央没有钱怎么能行呢?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作为一种改革思路来讲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是因为中央与地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如果把财政都归中央，就会造成“鞭打快牛”的局面，地区发展越快受到的惩罚越大，结果造成两败俱伤。从东西部关系来看，西部的发展离不开东部的支持，东部的发展也离不开西部，二者相互依存。如果采用上述措施，东部发展会受到损害，同时对西部资源开发、经济合作就没有积极性了。因此这一思路能应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吗？第二条思路也行不通。
思路之三，民间资本介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体制要转换必须要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要让民间资本介入到各个领域中。民间资本介入了，资金到位了，国企改革加快了，多元投资主体形成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也就在市场行为下产生了。有些领域在对外开放前为什么不能先对内开放呢?给外方国民优惠待遇之前为什么不能给内方国民优惠待遇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样国企改革才有希望，多元投资主体才能形成，资金才能到位。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是一种危机导向，而真正的改革应是利益导向而不是危机导向。利益导向就是指企业在发展中存在有许多潜在利益，企业改革就是为了得到这些潜在利益。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恰恰相反。是危机导向，即企业只要日子好过就不会去改革，只有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才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总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这是因为改革中领导的得与失不对称。就是说改革是由领导带领进行的。改革以后的好处领导很难得到，但假若改革中出现了问题或麻烦，那么这个领导就承担了所有的过错。于是，就不敢改革。这就形成了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改革有可能时，企业尚能生存，无改革的必要；等到企业生存不下去，有必要改革时，又遇到各种困难，可能性已丧失了。
加入WTO为什么要求民间资本介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间资本介入后会加快企业改革，这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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