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病隙碎笔（３—４）
作者：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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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事情岂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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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可能是在电视上也可能是在报纸上，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导演说：“不，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么是普遍情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怎么统计的?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所遗漏的那些心魂应当怎样处置?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
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谦虚得又似过头，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内在的新异已被小心地择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这样的“创作”，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场，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种故有的优势话语，或者迎合别的什么。未必就是迎合大众，倒可能是麻醉大众。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多么不拘，多么辽远，怎么迎合得过来?惟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只相信一种思绪配走上舞台或银幕，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万千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还有，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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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那是必然。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艺术这才发生，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岂非鬼打墙?所以，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地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地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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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真话，勿瞒与骗，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说实在的，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扪心自问，我自己顶多也就这样。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陕北话说：我这心里头害麻烦。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有点儿像吸毒，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又戒不掉。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真真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就完了吗?钦佩着勇敢者之余，软弱如我者想：岂有此理的深处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说真话、硬骨头、匕首与投枪，于虚伪自然是良药，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大概还是医路的问题。自古就有“文死谏”的倡导，意思也就是硬骨头、讲真话，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或只被倡导，且有日趋金贵之势，岂不令人沮丧?怎么回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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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还能是说假话不成?但说真话就够了吗?这就又得看看：除了实际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是否也能表达?是否也提倡表达?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倘只白昼在表达，生命至少要减半。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真，岂不是残疾着吗?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黑夜之浪动的心流或被视为无用，或被看作邪念，千万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这还不要紧，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个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实际被实际所囚禁，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去叫卖了。失去黑夜的白昼，失去匡正的生活，什么假不能炒成真?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什么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泪?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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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都太容易，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而真正的好艺术，真正的心路艰难，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话剧，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预备哭和笑，然而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场惟鸦雀无声。直到剧终，掌声虽也持久，但却犹豫。直到戏散，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对视。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他说这戏真好。他没说真像。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他说，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这戏我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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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侮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