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旧片断
作者：习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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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话声都让淅淅沥沥的雨声遮住了。也没生入来串门，狗趴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打呵欠。钻进被里靠在床头看小人书，怕一下子看完，磨洋工似的故意慢慢翻，翻完了再挑精彩处回头看。
家家都在廊檐下放了盛雨的铁桶、脸盆、瓦罐，一个瓦檐下接一个。大人们说天上的水浇花草，花草长得旺。盛雨的器皿不一样，瓦檐的水落进去的声音就不一样。雨一直那样不大不小地下着，瓦檐上流下来的水就演奏成了固定的旋律，不厌烦地唱着。水满了，雨水从盆罐里漫不经心地溢出来，顺着曲曲道道从台阶流到院子里，再流到花园里。
磨洋工似的翻着小人书，廊檐上流下的雨水声音乐一般地响着，看着看着就香香地睡着了。等醒来时，雨停了，院子里已经有孩子们的声音了。
翻身起来就往后院的果园跑，早有孩子在树下忙乱着。风雨过后，满果园自卑的小跌果可怜巴巴地躺在地上，吃起来还涩涩的，可毕竟是果子呀。谁一使坏，脚丫子一踩树干，树叶上的积水就大点儿大点儿地往下砸，树下的孩子就胡乱骂，可顾不上抬头，还是忙不迭地捡。回家把一堆青青的小跌果放到桌上，父亲摩挲着说，可恶，这场雨。他顺手拿一个在嘴里嚼着，突然定定地看院里的向日葵，雨后的向日葵真的一下子蹿了一截，父亲笑笑地念叨着，好雨呀，好雨。
向日葵
细细高高的向日葵长到最高时，几乎家家的围墙边都会露出它们浑圆好奇的脸盘。向日葵好种好长，模样儿好看又不娇气。结的籽可以吃，晒枯了杆又可以当引火的柴禾。
孩子们什么调皮事都干。把花盘上那圈金色的长睫毛拔掉，光秃秃的葵花盘又委屈又滑稽的样子逗得人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一天比一天红，想着葵花籽该晒熟了吧。背了大人，粗暴地揪住它们身上的大叶子，胳膊腕夹着它们的脸盘尝籽儿，总是不熟，气极了就左右开弓，一个胳膊腕里夹一个，还是不熟，猛地松手，它们就羞恼地脸碰脸亲着嘴儿弹上去了，抖抖地半天也平静不下来。
终于长熟了，葵花盘儿饱满硬朗，掰下盘儿，一人夸张地抱一个，坐在门坎上赛着嗑葵花籽。更多的盘儿就晒干，搓下籽留着过年吃。葵花杆还是自顾自地经着风吹日晒，样子到底就不大好看。天冷起来时，叶子和杆都成了旧旧的赭黄色，风一吹过，就干干脆脆地响。
葵花籽炒熟后又酥又香。可我们孩子性急，总炒不好。明明壳儿刚黄，凉了后，仁儿已经黑了。姥姥最会炒，在小小的火上慢慢焙，壳儿看着还生生的，仁儿却香香酥酥的。其实说是把晒干的葵花籽留到过年吃，哪儿能留得住呢?背着姥姥，几个兜里塞得鼓鼓的，姥姥一追，我们就跑，反正她的脚小，追不上我们。不过怎么馋，谁也不会偷吃姥姥花手绢里包着的做种子的葵花籽，我们知道，明年它们又会开花结果，长出一院子好看的葵花。
长辫子
做梦都想有两根晃在腰里的长辫子。没有长辫子，就在小揪揪上绑两股毛线吊在胸前，“辫子”痒痒地扫着耳边，和别人说着话一边懒洋洋地甩甩头把它甩到脑瓜后面。
并不是头发长不长。和我们一样大的尕妹不就有两根在屁股后面跳舞的辫子吗?尕妹的辫子又粗又黑又亮，可她妈老是追着她剪辫子。尕妹的五个姐姐都是短头发，就这么一个长辫子的女娃，她妈还要逼着她剪，尕妹哭着闹着死活不让。
尕妹洗头发时，几个姐姐抢着给她解辫子，她不时噘着嘴，娇气地喊拔死我了拔死我了。解开的长头发披在尕妹的腰里，像发亮的黑波浪。可是、可是尕妹洗完头发的水里有许多游泳的虱子，她的姐姐们用密齿的篦子把她的湿头发一缕一缕地篦，头发干了后，上面还是粘着许多小虮子。她妈又拿出了大剪子，尕妹踢翻盆子张着大嘴哭，害得我们在湿地上趴成一圈，头顶头找虱子。
大院里几乎家家都能捉到臭虫和虱子，只是尕妹家的特别多。她妈说，女儿家的血甜，虱子爱吃。我姐姐有一次在尕妹家的大炕上玩，头发里钻进了她家的爱吃甜食的虱子，虱子又钻进了我头上的小揪揪。我们的头发里虱子抱虮子，妈妈没法子，就把我和姐姐的头发都剪成了小子头。头发里的虱子没有了，可我心爱的正在长大的小辫子被那些可恶的家伙咬掉了。在学校“六·一”的文艺演出中，尕妹用她的小脏手绞着胸前的长辫子，细着嗓门唱“我家的表叔”——尕妹的嗓子实在不怎么样。
尕妹的小脏手绞着她胸前的长辫子。尕妹的头发里虽然有虱子，可我做梦都想有她那样的长辫子。
白球鞋红领巾
就觉得白球鞋配红领巾好看。红配蓝，狗都嫌，偏不爱穿篮球鞋。每年清明一到，早早就准备好蓝裤子、白衬衣，再加上白球鞋红领巾。每年都穿这一身，早准备好，没错。
红领巾扎在女孩子的脖子上很漂亮，和小辫上的蝴蝶结相呼应。一条棉布红领巾一直要戴到小学毕业。晚上一折一折地压到枕头下面，早晨平平展展地戴到胸前。有些爱做小动作的孩子，像我的快小学毕业还在咬手指甲的同桌，听老师讲课时，不小心就把吊在胸前的红领巾的两个尖撕成了小条条，风一吹一缕一缕地扬。
白球鞋好看，可是难洗呀，脚汗大的孩子一穿就渗出一圈黄色来，夏天一到，满教室飘的期是臭球鞋脏袜子的味道。白球鞋最怕洗不白洗不白还叫白球鞋吗?使劲在水里泡，再粘了洗衣粉使劲刷，看着还是脏，同学说，水里滴几滴蓝墨水鞋就白了。可是滴了后还不白。妈妈说晒干就白了，果然晒干就白了些。还嫌不白，就用白粉笔头使劲抹，白是更白了，只是白得不对劲。
清明节那一天，穿着白球鞋戴着红领巾去扫墓，各个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的打扮，满烈士陵园跑得就好像是一个班的孩子。玩到一块了，就亲切地问一声：你是哪儿的?大家的手里都一边拿着个小本本忙活着，抄抄记记着门口、廊道、碑上的文字，虽不大懂，还是抄了，因为回去后，人人都得写扫墓的作文。那一天，扫完墓自由活动，满街窜的是脸儿热得红通通的孩子们，他们脚上穿着白球鞋，脖子里系着红领巾，那一天除了沉痛地祭扫了烈士墓外，大部分孩子觉得自己很漂亮。
电器
经常停电，家家都留着煤油灯，手边放好几根备用的蜡烛。为了省油省蜡烛，停了电就早早上床。为了省电，就用最小瓦的灯泡。家家窗口的灯都是昏黄的，昏黄的窗口里昏黄的人影演着昏黄的故事。
那时，喇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电器，它们高高挂在房顶树杈电杆上，以一种毫不倦怠兴致勃勃的姿态，张着大铁嘴高亢地喊着唱着，声音嘹亮而蛊惑人心。
再后来，家里有了广播。有了广播后．一直为一个不解之谜夜不能寐：小小的盒子里，那个说话唱歌的女人和男人该有多小，他们在怎样吃饭睡觉?追着爸爸问，爸爸蹲在门坎上抽着旱烟卷儿思想了半天说，你咋不进去问问?
再后来有了更稀奇的电视。第一次是在隔壁军区的礼堂看着的。每天晚上我们挤在礼堂门口，等着溜进去的机会。真演一般是八点开始。假演过后，真演开始一会儿，看门的老爷子就假装困了，脑袋往胸前耷拉一次，我们就溜进几个。有一次老爷子的神情异常严肃，从头到尾也没打过一个呵欠。到最后，我们一个也没溜进去，我们窃窃私语地一直等到那些半秃头的军区老干部走了出来，他们的表情比进去时还要庄重。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那天演的是外国的红和黑，我们大失所望，外国的红和黑和
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
再后来大院有人买了电视，电视摆在大院中间，外院的人来看要收钱。我们拿着小板凳，挤在最前面。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灰灰白白的电视，声音越开越大，人再多电视还是那么大。仰起头看得脖子酸困酸困的，趴在膝盖上歇一会，歇一会就睡着了，睡得比在自．家的炕上还要香，直到最后被看完的人挤醒，电视上还忙乱地闪着白花花。第二天谁都说不清前一天看的是什么，只记得看的是一个舞剧，里面的人们昂着头，甩开胳膊前后滑步，作出急行军的样子，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唱倦了唱烦了，就只是极力地张大嘴巴而不出声，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舞剧里的镜头。
再后来有了彩电，电视里的颜色竟然和真的一模一样。
再后来,什么样的电器都有了，而且越变越好，越变越快，快得都来不及细说了。
习习，作家，现居兰州，曾发表散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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