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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妈妈”的“不幸福”经济学
作者：陈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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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岑贝格对于许多中国经济学人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是巴西前环境部长，一位生态“激进主义者”。由于他在保护热带雨林方面的重大贡献，1988年获得诺贝尔特别奖(生存权利奖)。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获得这种诺贝尔特别奖自然不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让人看重。然而，从卢岑贝格所著的《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一版)中，我们读到了卢岑贝格对现代经济思想的批判，在那普通且不多的文字表达里，卢岑贝格析示了现代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弊病，这种批判的价值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能够评价的。这于经济学人，也就无异于晴天霹雳，当振聋发聩的。
卢岑贝格认为，现代经济思想总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讨论和思考问题，与现实存在的世界并不相合，经济学家们常常只计算货币的收入和经济增长，不考虑资源的耗费，也不考虑真实的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幸福。从资源的角度分析，卢岑贝格认为现代经济学将世界看成了取之不尽资源的场所；而从人类幸福的角度分析，现代经济思想将货币和收入完全地替代幸福来加以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的行为选择，它当然就不能不误入歧途了。经济学由此也变化为空洞的货币计算和货币计量经济增长的抽象学说，脱离真实的世界而论道，并无力真实造福于人类社会。在卢岑贝格的思想中，人类真正的幸福绝对不能够寄望于简单的经济增长之上，幸福的内容是丰富而多层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相处，它要求人类更多地从“质量”方面理解生存和生活，合理利用资源，抑制大量对于自然的“改良”行为，从而营造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宁静相适。那么，现代经济学思想中那种远离人类幸福的增长观，究竟错在何处?它不也是根基于人类幸福的要求而产生或提炼出来的思想么?
卢岑贝格举了一个“交换妈妈”的例子。
“一个勤勉的主妇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悉心照顾她的孩子，就像昔日我的母亲曾经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她用爱心装点了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她从未因此得到过任何报酬。现在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主妇，A夫人和B夫人，她们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操持家务，但是她们从没有得到一芬尼，因此她们的工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但是现在A夫人决定把她的孩子托付给B夫人照料，为此她愿意支付每月7000先令的工资。同时，B夫人把自己的孩子交给A夫人调教，所支付的工资同样是每月7000先令。在这一过程不需要增加任何货币流通，账目可以很简单地相互抵销。现在奥地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个月增长了14000先令，但孩子们却没有以前那样快乐和幸福，因为他们彼此交换了母亲。”
卢岑贝格的这个例子对于现代经济学不亚于一枚重磅型的炸弹。他以最为简单、生动、具体的“故事”将经济学中孤立地计算经济增长，而不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生活幸福的“软肋”透视得如此清晰。或者说，在卢氏心目中，这样的经济学是“不幸福”的。如果经济学人找不到根本性的辩解理由，如此的“不幸福”经济学就显得非常地肤浅表面，非常地虚空无力。事实上，对如此的“故事”及故事所揭示的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重大失误”，经济学人似乎很难找到足够力度的理由反驳。作为经济学人，捍卫经济学的阵营是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职业规定，我们不得不对此有种种的分析和辩解来维护经济学的大厦。但是，在对待如此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已经发现其中明显不过的错误时，经济学人似乎更应反省经济学自身的短处，着实建设好经济学的基础来支撑此类科学的大厦了。
不错。我们可以辩解说，卢岑贝格的例子是偏颇的，偏颇到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行为是一普遍的存在，但同种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之间是不会发生交易的。卢岑贝格的例子恰恰是同种服务的交换，而且内含的价值完全等同(均为7000先令)，这正如用一个茶杯交换另一个同形同质的茶杯一样，它们的交换是没有意义的，也就不会发生，卢氏的例子不具有现实性，或至少不具有现代普遍性。然而，对于如此例子的简单扩展，就会发现卢氏例子的重大价值和对于现实生活描述的真实可靠。如果A夫人不是将孩子交给B夫人，而是交给托儿所，A夫人支付的7000先令也使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通过“计算”有所增长，但孩子的快乐和幸福内容就发生了改变，这不真实得让我们不可反驳么?
我们也可以辩解说，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与卢岑贝格理解的幸福有所不同。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是建立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丰富而来的幸福，它强调专业分工及分工之上的交易将使社会能够扩大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享受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换言之，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是立足于产品和服务数量意义基础之上的幸福。事实上，人类的幸福总是需要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来保证的。就在卢氏的例子里，如果A夫人将孩子交给托儿所并为其支付7000先令，由于分工的原因，托儿所能够提供类似于A夫人对孩子照看的服务，并且能够大大地节约照看孩子的成本；同时，A夫人可以从事其专业特长的劳作，也由于她专业分工的优势，可以创造出看孩子所不能够得到的产品或服务数量(价值会大于7000先令)。在如此格局之下，通过市场的交易，A夫人和托儿所的工作实现了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由此转化为人类社会可以享用的“幸福”增加。在此，经济学关注的是“数量”幸福，显然地略去了这些数量之后的人性天伦方面的规定。由此来看卢氏所讲的幸福，那是建立于人性天伦基础之上的和谐关系性的相处，是亲情的接近，友情的延续，爱情的缠绵，对世间一切美好事情的尊重等一类的愉悦生存和生活，它伸展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切相依相靠、相适轻松的关系之中。因此，它是属于生存和生活质量形态的幸福，内在体验的幸福。自然，对于幸福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结论，以卢氏的幸福观来批判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思想或算法，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服人。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人类的幸福总是在某种财富数量(产品或服务量)基础之上的质量满足，经济学从根本上而言亦是对人类“质量型”幸福追求的学说，它所强调的数量增长本意是为“质量”服务的，却在对于数量增长的追求中，本身无力把握其量的限制，数量化过头了，幸福被极致性地数量化，被独立地数量化。正是这样的极致、独立数量化，人类本来具有的幸福质量，如A、B夫人们对于自己孩子照看中的亲情等，完全地被“数量”增长所掩盖掉。或者说，现代经济学所强调的幸福，已经不是真实可靠的幸福了，它在数量增长追求的方向上走得太远，突破了资源的约束，破坏了既已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和谐——人际关系的交易性强烈化，利他性的道德伦理不复存在，自然资源无端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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