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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妇出世
作者：匡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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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庙堂中留骨而贵的圣人和一位永恒曳尾涂中的圣人，在中庸命题上居然所见略同不谋而合。还有一位兼跨朝野的圣人老子其实也和他们异口同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圣人就是圣人，一句顶一句。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理学家偏偏怎么就给忘了呢?
我不想相信早在中国礼教还十分初级阶段的两汉，中国女性便能自觉能动地俯首甘为沉默的羔羊，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作时尚，争先恐后不嫁二夫起来。
我却相信那时中国倡导女人守节，而并不一棍子打死失节。比如，男人死了，最好是女人像《孔雀东南飞》里说的，一听见鸟叫就“寡妇起彷徨”，整夜的思考着要不要随男人而去。但倘若人家听了无动于衷，不肯劳神彷徨，或者彷徨过却没认真，有机会改嫁又照样改嫁了，甚或彷徨的结果是开门接纳了情人，文化宁可三缄其口，不提也罢。这才是孔子老子庄子的精神：不大树特树贞妇，天下始人含其贞；不大骂特骂荡妇，天下始人含其荡。亦贞亦荡，是为女人；启其贞而阻其荡，是为文化是为男人。防妇之荡，甚于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子产不毁乡校，让男人有地方提意见发牢骚，又何必非让女人个个不要命地大贞大节?
那时儒家文化年富力强，对自己颇有信心。女人失节，事不算大。于是中国有贞女节妇，还有更多的社会不细究其贞节与否的女人。于是中国没有良家荡妇。
宋元明清，女人失节事极大了。“失节”突然成了明插标签的禁果。
没这标签，夏娃不一定想到吃，吃了也是无意之失。
有这标签，禁果便是诱惑，吃了便是犯规也是挑战了。
中国便必然会有了爱犯规好挑战的女人非想试试品尝“禁果”，你没吃过我吃过，顶风作案快哉快哉。
还必然会有了偶然失节的女人，一想反正“事极大”了，后悔也后悔不来，弥补也弥补不来，索性放开了“荡”起来。一次也是事极大，一百次无非还是而而。
还必然会有对“饿死事极小”感到不公感到不忿的女人。“节”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由你们来决定我要不要为它饿死?我偏不饿死偏失节，其奈余何?
更会有许多本来人们没顾上留意其节不节的女人。现在不同，“失节”一下子是社会热点是公众眼光的焦点了，大家全凝着神儿，专门往女人的“节”上打量，那点“事极大”的隐私全被觑个分明，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已经大白于天下，何不破罐子破摔?
荡妇出世，莫名其妙和中国清官的出世同步。
以前，中国有功臣，有名臣，有忠臣，有良臣，只是没有所谓“清官”。连中国第一相诸葛孔明，似也未闻有人奉他为“清官”。“清官”只表示清明廉洁，内涵太小太单薄了，装不进功臣名臣忠臣良臣的全部。不知怎么的，到中国有了荡妇的同时，清官也一并出世了。包青天、海青天，朝朝代代出青天。
清官出世不是什么好事，总是国家江河日下，吏治混乱，官场昏浊，贪官赃官糊涂官日益增加的缘故。清与不清，对于官人原本应是最起码的尺度，现在却成为唯一的要求了。
很符合庄子原则，清官在上，和天下之官人含其清是个二律悖反。换过来说，就是唯其天下之官不能人含其清，才有一飞冲天万众瞩目的清官。
可知历史到了该悖谬的时候，总是兵败如山倒，全方位地悖而且谬起来。后人再怎么诚惶诚恐以史为鉴，也无奈旁观者清的真理，到了自己人局，一样当局者迷起来。历史的经验真那么管用，中国有过一个殷鉴，以后就该只兴而不亡，让我们今天还得以穿着文王的大袍子，甩着周公的宽袖子，哪里用得几千年忙忙碌碌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秦鉴汉鉴晋鉴唐鉴宋鉴地后浪推前浪举国大折腾，闹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没完没了后人复哀后人?
宋代大势所趋的悖谬是，本来一个女性道德上限的“节”字，被降格为基本原则：本来一个官人素质下限的“清”字，被升华为至高典范。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北宋已经端倪毕现，等金人打过来，张元干才惊呼“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辛弃疾才宣言“看试手，补天裂”，张孝祥才长叹“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范成大才翘望“忍泪失声讯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岳飞才盟誓“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都是太迟太迟了，哪儿救得了清官已出的赵宋朝廷，荡妇已出的大汉中原?
抬出清官的，可能首先是百姓。这样的百姓，显然是被专横又软弱的国家机器欺压得走投无路，遇上事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企待一个清官，而一个清官确实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拯救。
抬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家是怎么一种人?
我想他们是一批儒人意识极强，偏又不幸生逢礼崩乐坏之年的儒人。这次可不是春秋年间——中国封建上升期那种血气方刚的狂欢式的礼崩乐坏了，现在它是缓慢的，不动声色的，渐进地腐烂衰退，正如老去的生命。理学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丧钟已隐隐敲响之际，所余无多的一批纯种儒人，他们不只为一个朝代，还为一个时代无可逆转的腐烂衰退忧思如焚，心折骨惊；他们还是没能挤入庙堂之高，进不上给君主的谏，管不了大政大局的寂寞的儒人。儒人活得累，自孔子皆然。但其累到理学家当为最甚，累得登峰造极。前朝儒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面向一个理想。毕竟那时中国和儒都还年轻，理想再迂阔，也不是绝无希望。
到了理学家，他们还能真的信什么“周礼”、“克己复礼”是永恒的济世丹方，不二法门?
他们又是家中有妻妾，家外有妓女的日子过得不错的男人。他们的朝代在这方面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灯火楼台，红巾翠袖，能揾英雄泪，也能揾儒人泪。心里有多少皱折，美人牙板儿轻敲，兰气儿微嘘，还有什么熨不平丢不下的。
我想，是男人的本性使理学家要妻要妾也要妓女，但纯正儒人的根性又让他们不能如鱼得水地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他们面对女人有说不清的障碍。的确，说不清。低眉顺眼的女人使他们习惯，又因为习惯而腻烦生厌。他们渴望陌生。可是失去了习惯，他们将以什么做面对女人的男人方寸呢?儒人和男人，天生有一些冲突。何况理学家嘴里念叨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再去对着“节”之外的女人，自处也真是很难。
在一个纯正的儒人的人格面具已不合时宜的年代，理学家的夹生之处是不得不继续为自己选择它。选择什么人格面具不会是偶然，能成为理学家的人，必定原来就是心理性格有点什么格涩的男人，缺了文人的才份和智商情商，又缺了政客的通达干练圆融。纯正儒人是最适合他们的人格面具了。儒人加才子锦心绣口写漂亮文章名满天下，儒人加政客仕途通达得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中国要想出人头地路很窄，要是写不出漂亮文章又走不通仕途，却不甘心做老百姓的话，唯一能获取成就感和社会承认的道路，就是使自己成为职业儒人了。这面具愈纯正愈能掩盖心理性格的缺陷。大儒都会有点怪怪的，他们是步圣人踵武不宜以常规对待的。
职业化的纯正儒人面临的困境是，圣人和圣人的言论已是顶峰，它只允许诠释阐发不允许突破，所谓“述而不作”。但一味不作，言就立不起来。后世的儒人，便只能在作与不作之间左冲右突，夹缝里求生存，瓶颈中谋发展了。于是郑玄有云里雾里的“后妃之德”，董仲舒有神神道道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江山代有儒人出，宋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还能想出什么作与不作之间的绝活奇招来?
这批末世的儒人有障碍的男人把理学送给中国和社会，拿它做绝望世道的一剂还魂灵药；顺带着把“节”送给女人，拿“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女人当作救世仙丹理学的配伍——实际上也是把女人之“节”送给自己。“不节”的女人，是理学家的酸葡萄，有了这个“节”的管束，未必能使她们变甜，但至少能教她们挂得高一些，大家都吃不着算完。
理学家是才份智商情商都不高的一种人，通达干练圆融都欠缺的一种人，他们不可能顾及一个常识：猛药岂起沉疴?
要女人全都“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无异要男人在大节上全够烈士品级，小节上全是柳下惠。男人能么?理学家自己呢?够不够?是不是?
有了理学和理学家的中国，荡妇不悍然出世才叫怪事。
匡文立，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散文《虞兮虞兮》，随笔《奢俭之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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