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论“穷富病”与“增人减效”现象

作者：房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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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作用，但从宏观或更大的范围看，市场经济也有“增人减效”的作用。市场经济往往从社会领域抵消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曹先生发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活动中效率相对提高了。但同时由于新体制的实行，农村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治安问题、经济核算问题。有些原有的问题，如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体制改变工作难度加大，成本上升。这些新老问题都使得在市场以外的社会的管理成本及管理人员大大增加了。以治安人员的增加为例，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公社至多配备一名公安人员足矣。而现在一乡(相当于过去的公社)至少要有专职的公安人员十几至二十几名，要建立警察派出所。这还仅仅是专职人员的增加，实际上如今地方治安只靠专职公安人员早已捉襟见肘，还必须辅之以数倍于专职公安的“保安队”。在这方面，人员与开支的上升绝不止过去的二十倍。此外，农村中各级经济统计、会计人员，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费用也较之从前有十至二十倍的上升。基层人员增加，职能扩大，各级政府人员和费用也必然相应地增加与上升。这样就造成了目前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管理人员扩充和管理成本急剧上升的形势。而这些成本与费用最终当然还要由直接生产者——普通农民来提供。
　　曹先生在书中用了一种很通俗的、很中国化的表达。他将各级政府管理活动所需费用分为三类：吃饭、办公、办事。吃饭者，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报酬；办公者，维持政府机构日常运行之费用；办事者，才是行政当局执行其功能所需费用。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及附属机构开支愈益增加，各级预算开支能够“吃饭”与“办公”已算非常充裕了，至于“办事”则普遍没钱，而政府“吃饭”、“办公”之目的毕竟是为了“办事”。由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税赋之外再行提留。换言之，目前基层政权及附属机构的自行提留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但问题是此门一开便同时给了各级官员和机构中饱私囊的机会，而在同一过程、同一行为中，是很难区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难于扬“善”而止“恶”。这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屡减不轻的深层原因，或按现在流行说法是“体制原因”。
　　现在众口一辞声讨基层官员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而基层官员也有诸多抱怨，如今农村工作集中在三件大事上：要粮、派款、刮宫流产。其实，这活儿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夹板受气。一位乡党委书记坦言：“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的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由此就引申出曹先生在对“黄河边的中国”的各种社会病症的诊断中最为担心与关注的“穷富病”问题。穷而急富，各显神通。官场之上，跑官，要官，歪风甚炽，民谣有云：“一万挂个号，两万划个道，三四万给个帽。”为了得“政绩”，获升迁，有的地方干部们汲汲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结果往往是折腾一番，劳民伤财。更有劣者，假公济私，借机自肥。在民间则同样是物欲滚滚，人心惶惶。赢家通吃，胜者为富、为尊；优胜劣汰，败者为贫、为贱；为尊富者不仁，为贫贱者不义。天下汹汹，不知所往。曹先生担心地说道：“现行的追赶战略一到内地几乎成为各项劳民伤财的达标战略，明明连温饱都没有彻底解决的穷人却拼命攀比西方富人的高消费，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总有一天会酿成极大的社会灾祸。”
　　孔子云：“富之，教之。”现在全民求富已是蔚然成风，甚至已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但究竟何为“富裕”?恐怕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富裕并非运用财富指标，譬如：人均GDP多少多少，即可充分衡量。除去客观指标外，还有主观方面的指标。什么是“好生活”?好的生活标准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如果当今中华民族不能有一个自己民族的幸福标准，而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那几乎可以肯定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既然在看得见的将来我们还不能移居另外的几个“地球”，既然黄河边注定是我们的家园，恐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挣、会花”，至多是我们生活中一半的内容。重建我们的信仰，重新定义幸福，确立新的价值观念，也应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努力追求的。我们生活在黄河边上，我们不能把精神丢向美国，我们的精神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园。
　　
　　房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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