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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一个冷酷的哈哈世界
作者：李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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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彩的人物，至少他还有一些是非感，至少他在内心深处对世俗还积压着相当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就连这人在雷立刚笔下也是时不时显露出一副谨小慎微马屁精的心态与嘴脸。
不用说，雷立刚的小说根本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许中国的现实还没那么糟。但是，想到其实没有任何一篇小说能够“真实反映”现实，任何写作都不过是在话语实践层面介入、干预现实的语言活动，《谋杀》这样特别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就不能不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这种写作是不是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它是什么?又该怎么看待它的意义?
在当代的小说写作里，只要涉及现实，没有一点儿批评的大概很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中，正是那些完全为商业动机驱赶写出来的畅销小说，常常有对堕落的道德、虚伪的人情和腐败的官场的尖锐批评，因为这受欢迎，这能卖钱(尽管这类批评并不新鲜，其批评立场、批评力度总是大致和媒体上的批评相当，决不乱来)，熟悉出版业的人一定知道，很多书商和出版社也正在利用这个“卖点”在拼命大捞特捞。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发展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一些商业行为，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它们和正经的文学发展没什么关系，可以随它去。可我觉得作家和批评家们恰恰应该特别重视这一形势，它至少带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读者和社会强烈要求作家对我们面I临的巨大社会变革提出解释和批评。中国社会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关系?我们该怎么对待它们?又该怎么对待自己?我以为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难以回避的，文学将在这些问题的逼问下面临考验。话说回来，也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究雷立刚在《谋杀》中显示出的那种相当特别的写作的意义，我想才容易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在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里，雷立刚虚构了一个令人恶心的灰暗的世界，但读者很容易在这虚构的世界和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找到某种既清楚又模糊的对应关系，读者不能不深思：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市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变质为一个市侩的社会?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已经有了市侩的味道?应该不应该为这样的社会感到恶心?还是我们已经久入鲍肆，已经不会感到恶心?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谋杀》的读者都会思考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雷立刚把一串钥匙交给了你，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用这钥匙打开一道门，走进一面哈哈镜，然后在这哈哈世界里体验和思考。
都是写小说，都是虚构，都是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对象和资源，为什么雷立刚的故事和虚构与众多的别人的写作如此不同?这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和德克斯一样，雷立刚对现实和艺术都有自己的不同于流俗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过于极端，有点邪乎，但其中的洞见却动摇着、威胁着早已被多数人认可为合理的世界。它总是在用自己邪乎的姿态和声音进行挑衅：你真不觉得这世界恶心?
这篇短评快要结束了，我愿意在结尾的时候特别说说《谋杀》的结尾，这个结尾非常精彩，惊心动魄。一个人死之后被肢解，来个大卸八块，这已经够可怕的了，可是《谋杀》的结尾是主人公小王在肢解了上司杨处长之后，不但在腋下夹着老杨的人头四处跑，竟然还去学校为学生讲“法医学”的课，在讲课中他还平静地给学生演示“碎尸的检验”，依次拿自己开刀，先割下右耳，再挖出左眼，然后卸臂、割头……作家为什么弄了这样一个结尾?如果从小说叙述的统一性或结构的完整考虑，这个充满了“超现实”色彩的荒诞的结尾其实与前边的故事有点不衔接，有点“跳”，风格上前后显得不是那么一致。但是，我以为这个结尾是非常必要的。小王把自己的脑袋割下之后，还长嘘一口气，仍然能够用右眼清楚地看见那些“一个个惊讶地半张着嘴巴”的学生，这自然是一种“超现实”。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段超现实的描写，小说叙述的声音变成了双重的：一方面，是正在自我肢解的小王那冷漠而又绝望的含混的抗议声，现实的无聊、荒诞和冷酷由此被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却是正在叙述这个悲惨场面的作家对这让人恶心的世界发出愤怒的责问，读者似乎听到他压低了声音的叫喊：看呀，看呀，看到这可怕的世界了吗?看到这世界的人是怎么麻木、鄙俗、冷酷了吗?看呀，别受不了，别把目光移开，顺着我的手指仔细看，认真看看你生活其中的世界吧!
这声音虽然很低，但我们很难拒而不听。于是我们又想起了德克斯，同时，我们也有理由问一下，雷立刚是在尝试写一种表现主义的小说吗?
李陀，批评家，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丁玲不简单》、《让争论浮出水面》等。
贵刊2001年第1期载有刘庆邦小说《嫂子与处子》，读来甚觉有味，唯题目似可商榷。该小说写二嫂、会嫂与处男民儿之间的故事。而“处子”却非“处男”之意，查《辞源》，知“处子”意为“处女”，举证甚详，足可参看，不知是作者、编者不解此意，还是“处子”解作“处男”亦有例证?
——山东大学文学院
刘加夫
读完贵刊今年第一期《民主与中国的政体改革专题》，感触颇多。作为中国学者，潘维先生在《民主与民主的神话》中所举材料似让人无法接受。例如第54页“为适应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小农社会，中国首创官僚制，皇帝以下的传统政府向所有男性开放……”须知，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非人人有资格参加，如“倡、优、隶、卒”的后代便不能参加。中国古代对商人的衣着服饰都有严格规定，又怎能说“阶级分化不明显”呢?又如第55页，议及“德政”，那只是孔老夫子十分美好的一个理想而非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至于说康熙实行的“永不加赋”政策至清亡也未敢废弃，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清政府借发行“宝钞”、“官票”之机对人民的掠夺以及“厘金”(其征收对象从土产、百货直到过路行人的包裹)等等就可视而不见吗?其实，用不着翻书找资料，只需想一想，四万万两白银的赔款从何而来?怎能得出“清政府笃信德治”的结论?
——河南郑州 韩 军
更正
根据作者要求，本刊第二期《你好，加藤》文第二章倒数第二自然段第13行“日本大兵”改为“日本小吏”；倒数第一自然段第2行“生前好友”改为“研究专家”；第三章第一自然段第11行“不少知识分子”改为“少数知识分子”；同一段第14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改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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