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１９１９年以来的沉默

作者：叶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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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一件小事》，致鲁迅先生
　　我爷爷是个哑巴胎。他已经有九十二岁或者一百三十岁了，他的年龄如今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在漫长而又琐屑的时光中，我爷爷像一块冰冷的废铁龟缩在时间的一隅，发出一种喑哑的喊叫，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冲动和颤抖。一个卑微的哑巴，有时候也有一种卑微者的幸福。就在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晨报》工作的那个秋天，我爷爷忽然有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和快乐，他捧着我的脸端详了很久，接着又以一种少有的敏捷钻进了他的布满灰尘和锈迹的房间。
　　他递给我几份1919年间的《晨报》，我似乎明白了他对我的关心和期冀。但是我迅速发现我错了。我爷爷指着该报12月1日出版的“周年纪念增刊”上的一篇文章，大声对我说：
　　“这不是真的，他被蒙骗了。我发誓这不是真的。”
　　让我骇然的并不是我爷爷对时光的突然发难和破口大骂，也不是他这块废铁突然有了用武之地。我诧异的是这篇文章，我从上学时就能倒背如流的著名篇什。
　　我知道这些文字的后面，埋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事实是这样的。
　　我爷爷忽然操练起一口纯正的京腔，饶有兴趣地说：我认识大先生，那时候我们一伙混生活的哥儿们，管他叫大先生。那时候我也就是一车夫，现在叫板儿爷。兴许是我祖上积德，我也拉过大先生几回，从绍兴会馆到砖塔胡同61号。那时候，吆喝我们的经常是一些阔人，也有腰里别耗子，假装猎人的。可大先生对我们却礼貌有加，拿我们当人看。大先生是读书人，没架子。
　　那年冬天，我从砖塔胡同拉着大先生去会馆。一路上风雪交加，北京城里模糊一片，只有几辆骡车在那里晃荡。我穿着一件单裤，习惯了，跑起来两腿发热，汗也往下淌，要是停下来，在路边等生意，那就惨了，风往裤管里吹，裆里的卵蛋能冻成冰糖葫芦。到了会馆，大先生付给我车钱，又特意多给我一块钱，让我去买一条棉裤。大先生说：“这样下去会冻坏关节的。”我拿着大先生的钱，眼泪就下来了。
　　可是第二天，大先生自己哭了。他从会馆里出来，走到我们一伙穷车夫那儿，我们都想拉大先生，争着抢着。可怎么着，大先生就哭。他说：“你们怎么都穿着单裤呀?”
　　那天，大先生没要车，一个人走回家里去了。
　　大先生也有忒逗的时候。有回儿，他从教育部到会馆，不小心，把钱夹子丢在车上了。拉车的哥儿们急忙跑到会馆，送给大先生，让他当面清点一下。大先生很感激，立马拿出一块钱作酬金。大先生笑着说：这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也进了她的腰包了。总之，我们和大先生忒熟。
　　但我们里面出一败类，伤害了大先生。我们开除了他，就没告诉大先生。
　　这是一件小事。那个败类叫祥子，那年冬天才到北京城里混口饭吃，人挺年轻的，不懂规矩，刚开始还是一乡下孩子，后来臭丫儿的学会了逛窑子，一天的血汗钱全都扔进那个无底洞了，让人可怜。怪就怪我们都不知道，要早知道，还能挽救一下。
　　就那几天，祥子的母亲从乡下赶到京城了，她听说儿子在北京城里看大戏、逛窑子的事儿了。祥子的父亲得了痨病，指望着他能给点儿钱，治病。老太太在北京城里候了好几天，那个可恶的儿子也没给一点儿脸色，照样去嫖风打浪。老太太绝望，回不了家，就哭哭啼啼的说要死在儿子的车轱辘下。
　　我记得忒清楚，那是民国六年冬天的事儿。
　　事发那天早上，我们起得迟。外面是白毛风，刮了一宿，人冻得直往骨头里钻，那时也没什么生计，只有祥子那个狗日的出去了。中午的时候，会馆附近的巡警所让我们去领人，才知道祥子出事了。
　　祥子拉的是大先生，那时候很早，街上没有什么人。他和大先生一路上聊天，跑得快，快到会馆门口时，那个老太太从斜刺里杀出来，撞上了车的把手。那老太太绝望，她说过要死在儿子的车轱辘下的。她果然就那么做了。
　　那狗日的心里有愧，没有理睬大先生，放下车子，扶着老太太慢慢起来，嘴里跟老太太嘀咕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大先生冻得缩在车上，眼看着祥子搀扶着老太太走了。那个丧天良的准备把老太太扔在一个胡同里，然后撒腿就溜的。
　　没想到他碰上了巡警。巡警把他给扣了。
　　大先生心好，不知道这些事儿的前因后果，还给了巡警一大把铜元，让巡警转交给祥子，真是好心交给驴肝肺了。
　　我们都替大先生不平。古话说：不孝有三，祥子就算一个了。那个狗日的在巡警所里承认，他当时就想轧了老太太，省去一个丢人现眼的拖累。这是人说的话吗?
　　他被遣送回乡下了，带着那个老太太。
　　可谁知第三天，京城里卖报的小贩给我们一张《晨报》，上面有大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大先生还挂念着那个没心没肺的畜牲。我们都哭了，大家商量好了，永远当哑巴，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不然，大先生知道了，会更加伤心的。
　　“我就是那个狗日的祥子，我对不起大先生。”
　　我爷爷蓦地趴在几张1919年间的《晨报》上痛哭流涕，像一个犯了错误的愚蠢的孩子。
　　
　　叶舟，作家，现居兰州。主要著作有《大敦煌》、《第八个是铜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