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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五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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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同样的社会、面对着同样的食品供应，有些人是那么强烈地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而有些人却几乎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区分灾难对全部食品供应的影响和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区分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开放市场或加强运输(例如通过铁路设施)，把食品送到灾民手中，并不能简单地消除饥荒。问题在于，灾民们没有钱去购买市场供应的和铁路运来的食物，有时甚至完全相反。食物流出灾区，就被富裕地区的强大购买力所吸纳(例如，1840年爱尔兰饥荒期问，食物从饥饿的爱尔兰流向富裕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公众普遍认为，通过发展市场和制定运输计划以期饥荒自动消失是一个错误。
　　收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对那种保守的主张也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这种保守主张经常认为，人们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死去，准确说是因为传统的地区自助和安全保障制度的衰落。新的帝国制度能摧毁人民的挣钱能力，或把现存制度理解成共享的制度，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但是传统的经济制度并不给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或能有效地庇护真正的社会失败者。
　　有必要认识到，如果市场和运输体制与一定的经济手段相结合，这种综合效应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人类的安全。关键要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应变能力。特别是在自然灾害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创造紧急就业机会来增加收入。如果未来的灾民有可用来购买食品的这部分收入，那么市场和铁路就可以运转起来给灾民提供食品。戴维斯所描述的灾难细节，不应仅仅视为市场暴力或乡村社会衰落的后果，而毋宁是一种主要经济政策，包括不同层次的公众行动的彻底失败所致。
　　此外，弄清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区分清以下两者：(1)经济市场或公众分配制度的有限范围；(2)公众参与和民主管理的有限机会。帝国制度在以上两方面都犯有严重罪行。尽管戴维斯的历史研究集中在被称作帝国主义饥荒的现象上，但同样的失败也发生在独立国家，甚至也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匮乏以及政治杠杆作用的失效导致上百万人陷入无助的贫困以至最终死去。
　　(玲　子　编译)
　　
　　重新审视“纯文学”
　　
　　《上海文学》2001年第三期头条发表了《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李陀认为纯文学的观念，在最近十年中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好的，有很多问题，目前就这个问题重新反思，对于认识八十年代的文学，对于以后文学的走向，都很有意义。
　　李陀认为，八十年代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是为了消解“文革”造成的文艺的严重僵化，即把文艺定位于简单的为政治服务，并形成了从样板戏中总结出来的艺术教条。但“文革”后最初否定“文革”文艺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化的变革，沿袭的仍然是“工农兵文艺”的传统路线。真正的文学变革虽然发端于朦胧诗和后来的寻根文学，但真正成气候要到1987年，其革命性变化首先体现为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等等。
　　李陀认为，1987年的文学变革有很多问题。文学在冲决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时，还不能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很难对未来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整体性的想象，对文学的功能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只能就文学说文学，比如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形式即内容，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李陀认为，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总体上说，是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性，并且以现代西方文学作为这种反抗所能借鉴的资源。
　　李陀认为，“历史突然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使1987年以后形成的文学变革不能再继续，反而由于九十年代以后突然汹涌喷薄起来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摧毁了这场文学变革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文学坚持‘纯’，坚持‘阳春白雪’，似乎是不可能了。可奇怪的是，‘纯文学’经历这样一场风暴却坚持生存了下来，当然，面对新的历史，它也更加强化了它的‘不及物性’——其实就是使文学与现实发生严重脱节的封闭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抗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与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严重的是，文学批评对这种现象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反而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时，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社会变革。
　　(见　非)
　　
　　反省八十年代
　　
　　2001年3月12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有关台湾文学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议。争议发生在台湾和内地学者之间，论题涉及到对于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中的反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评价。
　　话题由一名内地教授引起。他在发言中指出：黄春明的小说表现了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乡土与现代的碰撞，其中由乡村的覆灭所引发的人性的悲剧虽然感人至深，但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抵触却不足取，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对此台湾的代表大有异议，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首先起来反驳，他认为：台湾的资本主义现实比较特殊，不同于欧洲国家，故而不能直接套用马列论述，台湾的资产阶级系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扶植而起，是殖民性的畸形儿，没有进步性可言，予以揭露批判是非常必要的。黄春明本人非常激动，他说：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为与他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民众说话，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意义。该内地教授答辩说：我们大陆与台湾不同，你们在抵触和批判的东西正是我们大陆所欢呼拥抱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进步。
　　会上，也有内地学者有不同意见并就事实和理论作了两点说明：1，提醒大家注意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可以“新左派”为代表)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强劲反省，断言我们大陆在全面拥抱市场经济并不准确。2，梳理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我们会发现现代性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构成，一是以现代化为主体的经济、政治体系，二是以反现代化为旨归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两个方面互相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定文学作品的价值，显然错位。
　　这次争议实际上隐含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理论界的一些重大分歧。
　　(赵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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