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略论道德市场经济
作者：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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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以放大道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血光之灾。
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个人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兽欲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兽性猖獗，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着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