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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纽约日记（２００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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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件改变了对美国人的看法，至少从东部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民族，它的宽容和自省力都比想象中的强，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开放和自由，至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以它对国家政治的不深入介入心理为基础的，这样的话，这种开放和自由又能有多大程度上的保障?
9月16日
……今天这边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昨晚联邦调查局公布调查结果，说有证据表明十九名劫机者与本·拉登有关。这两天的新闻反复播放了布什的一段讲话：美国已经处在一场战争之中，我们一定会胜利。国会授权政府出兵，国内在紧急招募五万预备军官。……有许多邻近地区的群众来到纽约，在出事地点前聚集，爱国情绪高涨。恐怕战争已是箭在弦上。ABC从今天下午播放一个大型系列片，关于美国在二十世纪参加过的历次战争，我下午看了关于一战的部分，基本上是把美国说成是拯救欧洲的英雄。这显然已经是在新闻媒体上做全民的战争动员了。
上午ABC的另外一个节目，是由著名主持人Peter Jen-nings(他在事发后的两天里好像是连续主持了三十多小时的新闻节目)与一群儿童和一些老师交谈。孩子们显得非常真诚，Peter问，如果美国从此没有外国人了，好不好玩，小孩都纷纷说不好玩。有一个老师说，美国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假如我们从此收缩这个方面，美国会衰落的。这个节目的意图之一大致是这样一种担心，美国，至少纽约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能因为这样的悲剧就变得心胸狭窄起来，人性和文明的尺度比一个局部的事件对他们的内心影响更大。从主持人，老师们和孩子们的交谈来看，目的在于防止下一代被这样的事件中断他们的自由社会的传统，变成一个被复仇心统治的狂热民族。
哥大附近的布告亭都贴出了标题为“停止仇恨”的布告，呼吁政府不要进行复仇战争……
10月6日
这个周末，我抽空参加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德里达来哥大做演讲，由哥大附近的一个人文书店组织，这次他的主题是“悲悼”。……他基本上是在哲学层面上探讨悲悼关系中的主体(我)和客体(你)，有点把历史问题进行还原的意思。其中谈到悲悼中面向将来的方向，他说关键的不是未来(future)，而是将至之物(tocome)，因此不应有任何限定的计划和对未来怀有“我”的希望。在回答同学提问时，因为问题几乎全都集中在“9·11事件”上，德里达用他的哲学设想来解释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他说，当美国在布什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引导下以具体的计划来为遇难者复仇时，必将使悲悼行为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有什么to come，那也是计划和希望所不能预见的。有个政治专业的学生质问德里达，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什么也不做，就白白等待着算了。德里达说当然应该做事情，但不要用一个希望中的未来作为指导，因为将来到来的是to come，而非未来。看起来，德里达没有让那个学生完全信服，但他还是很坦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老先生挺可爱的，他用英文讲话，有点哆里哆唆，中间突然扬起手来说，我讨厌(hate)美国的霸权，就好像我讨厌……，然后一撇手，言下之意是讨厌用英文演讲，然后似乎觉得这样说不好，大家已经都笑了，他又摆出无所谓的样子，说了也就说了。
另一个活动是今天上午在林肯中心举行的纽约电影节的特别讨论，主题是MakingMovies That Matter(制作有意义的电影)，设计者的想法是在近二十年中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电影，没有人关心政治方面的内容，美国电影只是amuse you to death(让人娱乐到死)。讨论邀请了大导演奥利弗·斯通、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总裁、美国新线电影公司总裁等八位电影界的“巨子”，以“9·1l事件”为契机，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把美国电影重新引入政治批判的方向。足足有两千名观众参加了讨论，地点是在林肯中心的一个大剧场。有趣的是我从这里感到纽约的民主是非常奇妙的事，底下的观众随时向讲话的“大腕”发出嘘声，但最妙的是，讲话的人也会对观众反唇相讥，甚至公然呵斥观众。
从一开始，台上的情形就非常紧张，因为凡是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新线公司总裁Robert Shaye，完全否定政治电影的意义，认为美国电影就是娱乐(我也很诧异，他竟会这么坦率地说)，政治的事不是艺术家应该操心的，但另一边，社会评论家对此大为反对。这种争论虽然紧张，但我多听一会，也觉得没意思，因为大多是在用一些概念说话，反对体制的几位都在重复：我们应该有自由打破艺术中的权力网络之类，全是老生常谈了，而且有明显地向观众讨彩的感觉。
但当奥利弗·斯通开口时，真的让我感到有些悲壮的意味了。斯通显得非常绝望，也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绝望，他上来就说，美国的电影实际上就操纵在六个白人手里，什么体制问题，最终是由这六个人决定的。他指的是美国电影公司都被电视台收购，那六个白人指的就是六个电视台的总裁。有个专栏作家开始向他怒目而视，并用恶语相讥，强调社会是由秩序决定的，美国文明就建立在秩序之上，秩序不可动摇。斯通居然大声连骂三声Fuck you，order(去你妈的，秩序)!斯通说，美国社会需要的是一场打破文化秩序的革命，但这个革命谁也发动不了，也没有人会真心支持，所以这个社会在烂下去。他越说越激动，进而揭露最近几部电影是如何被禁演的，台下叫好声和嘘声此起彼伏。环球公司总裁是好莱坞的大佬Tom Pollock。他看上去是真心劝斯通，说，我们在目前的体制内，或许不能做很大的事，但我们也不是做不了事，比如我们不能拍很敏感的政治电影，但可以把政治内容用隐喻的方式注入在娱乐片中。他说，猪宝贝BABE一片，他本人就视为一部政治寓言电影。我觉得斯通讲得还是很有理性的，其他几个人指责他不理性，那是因为斯通的理性没法和他们的理性平等对话。斯通认真地宣布说,他在“9·11”的第二天就开始考虑，要着手拍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电影，但他会对事件中间的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做同等客观的描述。新线公司总裁对此立即表示嗤之以鼻。
谈话中间台下有个年龄很大的观众提出说，美国人应该感到耻辱，因为在“9·11事件”之后只是指责别人而不自省。台上的一个《名利场》(Vanity Fair)的著名专栏作家跳起来，骂他是个叛国者，结果反倒招致全场一片嘘声。活动结束后，印象非常深的是奥利弗·斯通穿着一双蓝色袜子，头垂下来的样子。每个人都规矩地坐着，只有斯通好像很不能适应那个椅子。
10月8日
昨天美国正式开战时，我们是事件后第一次去Down-town，竟然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很晚回家后才从电视上看到。现在纽约的几个新闻台，已经全部转调为无所保留地支持美国政府了。ABC的大牌主持人Peter Jermings曾经在事发后一直对美国的复仇心理保持低调，他也采访了许多对政府持异议的政治家和普通人，结果最近一个星期里，他似乎完全从电视上消失了。现在的电视已经恢复如常，依然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广告，和笑声不断的肥皂剧，时不时地播出歌颂军队的广告片，镜头是美军的英勇形象，总是配着雄壮的音乐。
但是依然有不一样的声音：听说昨天在联合广场，举行了五千人的反战游行，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当场唾骂。哥伦比亚大学今天的学生报纸上登着，据抽样调查，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行为，另外的学生虽然支持政府，但大多对军事行为感到uncomfortable(不舒服)。今天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种学生自制的海报，是一张模仿官方的通缉令，但上面画的通缉犯是一个文雅的美国人，罪名是恐怖大王，罪行是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
资料写作者：宋明炜，学者，现居美国纽约。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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