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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房里的老妇人（外一篇）

作者：张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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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学校的边门，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这里堆放着一家宾馆每天制造的垃圾。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远远地就会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走近了，甚至令人胃部痉挛。每次经过那儿，我都提前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屏住气，快速奔过那间小屋。如果与人同行，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第一千次说出抱怨的话。但经过时，总禁不住向那小屋看上一眼，里面黑魃魃的，堆着或高或低的垃圾，间或能看到有人在里面，拱着背打扫、翻拣。屋里往外流着黑、白、黄相间的液体。人的皮肤要是沾上这种液体，会烂掉的，我心里想。到了夏天，就会有一群肥大、碧绿的苍蝇围着小屋和屋外的液体笨拙而欢快地飞舞。当然，还有白色的蛆虫，缠绕成团，在里面翻滚。
　　我已经忘了确切的时间，应该是某个春日的午后，阳光灿烂，鲜花盛开。我像往常一样屏住呼吸跑过小屋，并飞快地往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小屋里席地而坐着一个老年妇女，面朝门外，也就是朝着路，朝着我，慢慢地吃饭。这情景非同寻常，令我震惊，让我停住了脚步。这老妇人大约五六十岁年纪，一脸苦相，花白的头发张硕果像一丛乱草一样蓬在头上，眼睛细小，皮肤黄黑，皱得厉害，一颗门牙暴在唇外，嘴唇中间还有点豁。穿得很破，让人觉得脏。我一向怀疑、厌恶乞讨的人，遇到他们常躲着走。但是如果她在街上向我伸出手，我会给她钱的。她端着一只蓝边瓷碗，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汤泡饭。有青菜、豆腐，似乎也有一点肉丝，汤上漂着一层蛋花。她扒着饭，慢慢地咀嚼，然后喝一口汤，一起咽了下去。她应该注意到了我，她分明抬起过低垂的眼睛扫过我的脸，但目光空洞，似乎穿透了我继续向前，而没有停在我脸上。我走开了，落荒而逃，胃里很不舒服。我有一个毛病，有点类似强迫症。我设想着我就是这老妇人，坐在一堆垃圾边，坐在会让人皮肤溃烂的液体上，坐在浓密的臭气包围当中——吃饭
　　她长得真丑啊!但不知怎么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她就是那个时常在小屋里打扫垃圾的人。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也不止一次见到过她，但没有注意。而这以后，却总是见到她，也总是想着她。她佝偻着腰拉板车，车上堆着一袋袋鼓鼓囊囊的垃圾；她佝偻着腰，赤着手在小屋里翻拣、清扫垃圾(如果她戴着口罩、手套，手里拿一把钳子，我会心安得多)；冬天，她站在路边，佝偻着腰，垂着手，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的形象顽强地占据了我头脑中的通衢要道，绕不过去，又无法眼不见，心不烦。她坐在垃圾中吃饭的情景更是牛反刍似的时时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找不到应付的方法。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使我们具备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合理地对付每天见到的人和事。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一个向我们苦苦哀求的人，转眼被我们忘记了，忘得一千二净，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我们将这个人和这件事处理掉了。处理得很妥当，因此不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痕迹。现在，我失去了妥当地处理这位老妇人的方法。
　　我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说到底，我希望一路上只是鲜花，这样我才能够，也做得到合理地做人，幸福地度日。然而路边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我不愿接受。但这已成现实，而且客观上也需要，我只能接受，也可以接受。我扪心自问，甚至发现我爱这间小屋，它迎合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能谴责、抱怨，我觉得我被外在世界伤害了。我因此而有了力量，因此而理直气壮，因此而脱俗，因此而有了主体性，因此而冷漠。卡夫卡说，后世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看，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他就是一个伟人。谁不想成为伟人?但是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位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妇女坐着吃饭，我不能接受，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现实，而且是客观需要的。在见到这一幕的那一刻，我苦心构筑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了，我精心塑造的自我形象、个性也一下子黯然失色、原形毕露。我仿佛挣脱了我自己，破壳而出，从头顶上看着自己衣着光鲜、屏着呼吸、掩着口鼻、快速而镇定地走过小屋。
　　我怕我会恨上她。因为她既妨碍了我的幸福，又妨碍了我的不幸。由于她的存在，只顾自己幸福地度日不再能心安理得，也是由于她的存在，使我的不幸变得牵强附会，和她相比，我有什么不幸，我有什么资格诅咒和抱怨，我和宾馆里制造垃圾、往垃圾桶里扔避孕套的绅士、淑女原来是一伙。我不愿她的存在。这是个很危险的愿望，要是在一年前，我会认为她不应该存在，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消灭她的存在!那时候我信奉尼采，当然只是我所理解的尼采。现在自然是不会这样想了，但现在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么，以“我不是上帝”聊以自慰?我做不到。要么，我真诚地向她表示同情，进而谴责她儿女的不孝，不能奉养母亲以尽天年。进而谴责天地不仁、社会不公。进而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跪倒在她面前忏悔。但这样就够了么?要不，我进一步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先在物质上给予她帮助，了解她、关心她，再为她这个阶层境遇的改变而大声疾呼、拼搏奋斗、奉献自己。这样做对吗，有意义吗?我又有些怀疑。我忘不了卡夫卡的那则寓言：有个人坐在剧院的最顶层，看马戏表演。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马戏团老板的催逼下，拼命赶马飞奔，同时在马背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好几次差点儿摔了下来。马戏团老板还在马后追赶，高声喊着：“快!快!”这人义愤填膺，赶忙下楼去制止，却发现根本不是他看到的那么回事。原来小姑娘精于此道并喜欢冒险，跟在马后的人非常爱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外孙女，他不断地喊的是：“当心点儿!当心点儿!”这时候，这个人伤心地哭了。也许我正和这在楼上看马戏的人一样。真实情形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她的／L女根本不应该被谴责，也许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许是因为做母亲的坚持要这样。她劳作惯了，不愿闲着，何况她也没有老到不能活动，她不想吃白饭。她帮宾馆清扫垃圾，冬天再卖点烤白薯，补贴家用。她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虽然脏点、苦点，但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与帮助。
　　要么，我就歌颂她的勤劳，歌颂她不怕脏不怕苦，歌颂她恬退隐忍，歌颂她胸怀博大，歌颂母亲，歌颂大地……这太廉价，也太自欺欺人了。
　　要么……
　　我越想越多，越想越乱，也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鄙弃自己。我应该行动，去认识她，与她沟通。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知道了真实情形，我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和她相识?走进小屋帮她收拾垃圾，帮她推板车，向她买烤白薯?和她搭讪，向她介绍自己，然后询问她?这和记者采访有什么区别?这是不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一会儿决定行动，一会儿又否定自己，一会儿又认为应该跨出一步。就这样犹豫不决，不断延宕。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但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和她接触。那天下着雨，我撑着伞，从边门出去送一个朋友。在路边我又看到了她，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没有带伞，佝偻着腰，缩着脖子在淋雨。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子里，我可以把伞借给她。送伞给她不可以，借给她总可以，反正我回去没有几步路，也淋不湿，等雨停了我再来拿伞。再说即使她不像我们这样金贵，不怕淋雨，她的白薯可不能淋雨，淋湿了谁会买呢?我慢慢朝她踱了过去，嗫嚅着：“你没带伞么?”她回答得很含混，大约是说，等剩下的几个白薯卖完，她就回去。“那你打着我这把伞吧，我就住在学校里，离这儿很近o．等不下雨了，我再来拿伞。”我把伞递过去，她接下了。我转身往回跑，听见她说：“谢谢!(读xia yia)”当天傍晚雨停了，但我没有再出门。第二天傍晚，天又下起细雨，我从那儿经过，她仍然在那儿卖白薯，撑着我借给她的伞。我走了过去，她把伞收起来，递给我。我说：“我有伞，你还是拿着吧，等不下雨了再还我。”她含含混混地说着郊县的方言，我没有听懂。见她从炉子里拿出一只硕大的烤白薯，装进塑料袋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说：“不用，不用!”烤白薯虽然便宜，但这么大一只，还是要值好几块钱。我转身欲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嘴里又含混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硬把烤白薯塞进我手里。我一下子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不是因为她送我东西，不是因为她热情，也不是因为她诚恳。而仅仅是因为她那样不假思索地一把抓住我，一点也不顾忌，一点也没有怕我会嫌恶，一点也不是为了客气。就用她那捡垃圾、拿烤白薯的手抓住了我。我没有再推辞，拿着沉甸甸的烤白薯走了。
　　我再也不为考虑如何和她接近，如何了解她而苦恼了，我根本不再想这个。就让她过她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吧!我的生活和以前一样，但又不一样了。我有了一面镜子，让我认清自己，我有了一座桥梁，通向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这以后我还是常常会遇见她，有时候她也会恰巧会看到我，但毫无半点表示，就像从前一样。不得不说一下的是，我没有向她去要回那把伞，她看到我时也未叫住我，还我伞。也许她爱占点不便宜。是不是因此我的思索和痛苦就没有意义了呢？一点也不。
　　
　　候她也黑夜里的他人
　　
　　去年八月到十月，我在上海某电台的一档节目做了三个月的导播。这档节目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是知道。印象中这是档专门谈婚外恋、三角恋的节目，听众也尽是些值夜班或失眠的人，感觉不太好。导播的工作是负责接热线电话，并对打电话的人和他要谈的话题进行甄别，选取“合适的”接进直播室。当然，这就要求导播和打电话的听众交谈。我一点也不热衷于与人交往，尤其是交谈，也没有其他任何高尚一点的愿望，我去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钱。每周我去一次，晚上十一点到电台，从十二点工作至次晨六点，得一百元。
　　去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主持人就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游戏规则：1、接听的电话中，攻击党和政府的、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下岗工人的、早恋的、同性恋的等电话不能接进直播室(具体由导播掌握)；2、接听电话时，程序如下：第一句说：“您好!这里是某电恰巧会看到我，但毫无半点表示，就像从前一样。不得不说一下的是，我没有向她去要回那把伞，她看到我时也从未叫住我，还我伞。也许她爱占点小便宜。是不是因此我的思索和痛苦就没有意义了呢?一点也不。台某节目，请问您要谈什么话题?”(如无必要，可直接跳到最后一项)接下来问：“您贵姓?”“您多大年纪?…‘您的学历?”(目的是为了选择层次较高的人，以使谈话顺利、精彩。如被诘问：“为什么问这个?”就回答：“我们正在对听众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进行调查。”)然后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说：“是这样的，我会尽量帮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但在您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打来电话，所以不一定能轮到您。如果半个小时内您没有接到我的电话，请您休息。”对于那些不能接进直播室的电话，如果我愿意，可以和打电话的听众交谈，不愿意就说：“对不起，现在我很忙，有很多电话要接。再见!”3、绝对不允许把一位听众的联系方法告诉另一位听众。主持人笑称我的角色是充当“情感杀手”。我想我的心已经够硬够冷了，能够充当这一角色。但是我错了。原本，我以为我要应付的无非是些谈失恋或婚外恋的绅士淑女。没想到会有刚从福利工厂下岗，又被妻子抛弃，靠下岗工资养活自己和一个读初中的孩子的盲人；有被离婚的父母遗弃，刚吃了一瓶安眠药被救醒的女中学生；有娶不起亲的打工仔；有二十元钱就肯出卖自己一次的妓女；有被强奸的、被猥亵的、被胁迫的、被……那么多不幸!那么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我向来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这城市的黑夜，但是真的听到这些时(仅仅是听到)，我还是非常震惊、愤怒、羞愧，有时候真正会汗颜。这种时候，我往往只能沉默着，倾听对方巨大的秘密和不幸，有时候会不寒而栗，体会到一种设身处地的恐怖，渐渐地被这秘密和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久，我就违反了种种规则，我对听众说：“对不起!您的电话我不能接进直播室，电台规定不允许。”我把不该接进去的电话接进直播室，我把求助者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给了几个好心的人，我甚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给了一个女孩，是的，一个妙龄女孩，刚刚十六岁。
　　说实话，在接听了成千上百个或无聊或沉重的电话之后，我真想听到动听的、快乐的、年轻姑娘的声音。但是这个姑娘的声音并不动听，这是一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式的女低音，冷淡、灰心，但平静。她也没有什么快乐要与我分享，相反，她的话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释然。正因为此，到现在我才能坐下来写这篇文章，也才会坐下来写这篇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她对我讲她的经历时，曾问我愿不愿听，并叫我不要介意，就当是为创作收集素材。在她看来，她的不幸对于一个读书人，恐怕只有这么点意义，一个读书人对她的不幸，恐怕也只有这么点兴趣吧!现在我竟真的要写她的不幸了!
　　她称我为老师，她说的内容我虽然记得很清楚，但要把她讲的话按顺序写出来，却只能是创作，她是怎样说的，以什么顺序说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能记得的是，每次谈话间隙，她就会轻轻地问：“我该怎么办呢?”开始时，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渐渐地明白，她并不是真要追问一个答案，而只是对自己命运的悲叹和对未来的茫然。但是，每当听到她轻轻地叹道：“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心还是会“格登”颤一下。
　　“我是吉林人，生在乡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妈妈改嫁，爸爸丢下我离家出走。我的一个姑妈收养了我，姑妈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家本来就穷，收养了我后，日子更难过。不久后，我的大表哥也离家出走。他回来时已经成了个黑社会老大，贩毒、开夜总会，手下有一帮小兄弟。我很快和他们混熟了，有时候还去表哥的夜总会帮忙。我不爱上课，常常逃学。上初二时，有一天上午我逃学出来，在校门口碰到一个小混混。他常在学校附近转悠，向学生勒索点钱什么的。他叫住了我，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回家。他说我带你去玩。我没理他，往家走。他跟着我。我没在意，以为他不敢干什么，何况我也不怕他。在地里，他抓住了我。我和他扭打起来，你知道的，我没他力气大。我去报了案。因为我还未成年，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没有审判就进了大牢。学校去不了，我整天呆在姑妈家。二表哥对我动手动脚，有一回家里没人，他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要动强，还好他没用，被我一阵打骂，赶了出去。姑妈家也呆不下去了，我只好往外跑。在大连呆了不到两个月，被他们打听到了，他们要我回家，还说要到大连找我。我不愿回家，只好走。我跑到码头，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就这样到了上海。并不是我要来上海，我到码头时，时间最近的一班船是开往上海的，我就来了上海。
　　“现在我在川沙。在一家水果店里，我朋友开的。没事的时候我常在店里给他(她?)帮忙，店里有电话。川沙很乱，工作也难找。老板们不愿要我，因为我还未成年，用未成年人做工是违法的。有的又太累，干不了。前不久我刚辞掉一份工作，太累了，干不下来。一个开超市的老板见我普通话说得不错，人又挺精，收了我做营业员。一天上班十二小时，星期六、星期天不休息，一个月五百块钱。工资挺高的，但太累了，一天工作下来，倒在床上就能睡着，澡也洗不动，衣服换下来也没时间洗。我撑了一个月，辞了。老板还留我呢!再说钱也不少，但是干不下来，唉!
　　“我租了间平房住，一个月一百元房租。我认识许多做那种事的女的，也认识不少男的，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帮他们介绍一下，拉皮条。我知道这很危险，警察大哥会请我去做客。这里黑社会势力又很大，我一个女孩子，会吃亏的。我长得怎么样?嘻嘻，还算可以吧!我脖子上有一条刀疤。我那个开水果店的朋友，有一回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抢走了电子秤。好在我认识了一位‘大哥’，他挺照顾我的，但他也没安好心，我从不要他的东西，更不要他的钱。有时候，他硬塞给我钱，塞了就走，我就是打的也要追上他，还他钱。被逼得没办法，我想了个主意，结识他老婆，和他老婆搞好关系，这才没事了。这一招挺灵的，你们节目里常有女孩子说被上司骚扰、要挟，你向他们介绍这一招，肯定管用。
　　“工作难找，只有发廊要我，做洗头工。但这儿的发廊都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愿干。再说，我也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呀!以后怎么办呢，我才十六岁!”
　　学外语，学电脑，参加培训班，自学成才，这是不幸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常走的路、普通的路。我能这样建议她吗?不能，这就像建议没饭吃的人去吃肉一样荒唐。“你还是回家吧!”“不，回什么家，我哪里有家呀!”“那么你找个男朋友，让他帮助你。”“我今年才十六岁，你这不是让我早恋吗?不过倒真有个男孩追我，他刚从技校毕业，在市区上班，每个周末都回来找我。我常劝他，你还年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他懂什么呀，再说，他一点也不了解我，他要是知道了我的事，准给吓跑了的。”
　　我还能提出什么建议呢?去偷、去拉皮条，要不也去做那种生意，但要注意卫生和安全……我只能沉默着，听她在电话那头呢喃：“我该怎么办哪?”
　　上海的夜渐渐地过去了，我坐在广播大厦的直播室里，抬头看了看窗外，初升的太阳悬在高楼大厦之间，冷冷地红着，竟然也十分地美丽。后来，我们互相留下了姓名、地址、联系方法。我说，我还在读书，我帮不了你，但如果需要，几百块钱我还是能想到办法的。她说，她会写信给我。
　　下一次做节目，我打了个电话给她，得知她已经在一家发廊做事。后来，我又打过几次她的拷机，她都回了电，但都反应冷淡，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到现在，终于是一点音讯也没有了。
　　我在电台做到十月份，也就没有再去。原因主要是因为时间上不允许，也有部分是因为听到的不幸太多，我承受不了。在我做导播期间，曾经有一位导演去导播间和听众聊天，收集素材，我毕竟做不到这一点。虽然那些夜晚对我认识自己和世界有很大帮助，我还是放弃了。
　　在电台做事的那段日子，正值上海的台风季节。我在骑车去电台的路上，常常淋雨。碰巧的是，几乎每逢我要去上班的那天就下雨，仿佛老天故意和我过不去。有时候更邪乎，出门时还好好的，到了半路上突然下雨，而且恰恰在半路上，让你不知道是回去穿雨披呢还是顶风冒雨往前冲。最后总是淋得浑身湿透，再自己慢慢捂干。有时候虽然穿着雨披，但是风大雨大，也管不了用，照样淋个透湿。我在风雨中低头弯腰狠命地蹬自行车，雨水砸在我身上，砸在我的镜片上，使我视线模糊。这种时候，我常常自哀自怜，觉得自己是这城市最边缘、最艰苦、然而最坚强的人，渐渐地成为风雨中单枪匹马近乎悲壮的英雄。这种自恋给了我力量，但也使我更加冷漠。我远没有认为这城市是个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童话世界，但奇怪的是，充斥在我脑子里、我愿意了解和想象的是白领、成功人土、资产者的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巧取豪夺、荒淫无耻，却很少对另一个世界产生兴趣。我很少去接触、了解，哪怕是设想他们的境遇。我就像一个乡下土财主，既不能想象皇室的豪奢，也不能想象佃户的穷苦。我明白这女孩为什么不愿和我联系了，她应该对我冷淡。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忘了，甚至还卑鄙地利用他们、冒充他们说话。我有意地撇开他们，把矛头指向另一群，这样我才能愤恨而且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觉得四面都是敌意。这种不以爱为基础的怨恨是危险的，说到底，无非是因为自己不属于所怨恨的那一群，并时时觊觎着想跻身其内或取而代之。
　　我还做不了聪明人，但已经不是个傻子了，这个姑娘也不是奴才。也许她在向我倾诉后会感到后悔，会害羞并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我不是他们中的人，一个流氓或一个妓女也许更能令她安慰。幸亏我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同情!也许她没有这么复杂，但她不愿意亲近我是一定的。不管为什么，她毕竟是杳无音讯，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但她又并未这么轻松地消失得一千二净，她持续地折磨着我，以至于师友们劝解我说：“你不是上帝，你也不是罪人。”一位女性朋友甚至说：“她说的也就是个故事，也许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但我还是无法轻松、释然。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再为她的未来担心。我和她相比，到底谁被(也有自愿的成分)伤害得更深，谁更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还不一定呢!可她和她的那声叹息“我该怎么办呢”，我恐怕是无法摆脱了。
　　三个月的倾听让我摆脱了我自己。虽然只是听，但毕竟和真实的那个世界有了接触、沟通。它使我认识到，世界不仅是我所愤恨的他们的天堂，也不仅是我所腻歪的我们的现代化、力必多、身体写作、电脑和网络，还有另一个世界，为光明和夜幕掩盖着，但又是光明和夜幕所无法掩盖的，在活生生、真实地进行、展开。
　　附：我又想起那个女孩对我说的一个被我遗漏的细节，补充在这儿：
　　“我一直亮着灯睡觉。我借住的小屋常停电，有时候是灯泡的钨丝烧断了，屋里一片黑暗。
　　张硕果，研究生，现居上海，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