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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民主与幸福
作者：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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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他在书中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他们能够凭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谐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好几项独立的研究证明，一个人朋友的数目比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她是否感到幸福。
三
在确定幸福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莱恩进入了该书的主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会增加人们的幸福，还是会减少人们的幸福？
按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做出选择，满足他们的偏好，从而将“功效”和“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莱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四个方面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扩展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第一，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使人不幸福。物质主义是指将物质追求作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被物质主义俘虏的人往往会暗想：“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市场之所以能运作的前提。的确，如果人们都不把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很难想象市场有什么用处。但经济学家同时相信，每个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莱恩认为，这就完全错了。他列举了多项实证研究，每一项研究都表明，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忧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
为什么物质主义妨碍人们感受幸福呢？首先，物质主义者往往更自私。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它问人们如果得到一份两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会如何处置。结果发现，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比其他人会将三倍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业。自私的人也许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们也许渴望亲情和友情，但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更加强烈。按照莱恩的理论，缺乏亲情和友情的人是难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标”而不是“内在目标”。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外人、外力有关，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难以享受到自我满足的乐趣。再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结果满足”而不是“过程满足”。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最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满足的。得到一样新东西的快感马上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淹没。这四个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忧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
第二，市场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把他们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庇古(Arthur Pigou)说，金钱是市场衡量人价值的准绳；奈特(Frank Knight)说，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他们与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既然他人只是为自己赚钱可利用的工具，社会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交友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又想用赚的钱来买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铜臭玷污，亲情和友情就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市场服从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里，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里都曾谈到，市场经济如何一步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宗族和乡里关系，如何在人之间造成了“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韦伯更直截了当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说得最透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第三，人们从劳动市场很难感受到幸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他说的还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失业也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即使不看学术性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失业对人的精神打击有多大。而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自杀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失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重点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安全。赚多赚少固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能否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更重要。一旦饭碗不保，谁还可能感觉幸福呢？哪怕没有遭遇失业，劳动市场仍然可能给人们带来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分工，从劳动市场发育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的一个后果是非技能化：将有创意的生产过程变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别林的电影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种生产过程有多么摧残人。又如，从加强人们竞争意识的角度讲，拉大收入差距也许十分必要。但它对同事间的关系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并增加人们工作中的精神压力。
第四，如果说在劳动市场人们得付出的话，消费市场理应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地方。那么消费市场能否给人带来幸福呢？莱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据说是消费者的天堂，那里购物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高级中学的数量。但在莱恩看来，这正好说明消费主义浸透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消费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但要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东西会给很多人造成“认知过载”(cognitive overload)问题；并挤压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的氛围里，人际关系可能被买卖关系取代，金钱可能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市场中必要的猜疑态度可能演化为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本身就是造成社会疏离的内在原因。
在经济学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就名正言顺了。上面的分析证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干预，或更具体说，民主政府的干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莱恩对此似乎不太确定。因此，他给书的第五部分的标题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民主是不幸福的根源之一吗？”他的判断是，幸福不幸福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在宏观政治领域的经验。一些实证研究似乎也支持他的这个判断，因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与该国民众是否感到幸福满意没有什么相关关系。
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莱恩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就民主的过程而言，它充满了痛苦。例如：(1)所有麻烦的社会问题都是民主政治必须处理的问题；(2)当政府决定做一件事时，总是只与冲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边，因此得罪其它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要征税，但没有人喜欢交税；(4)行使各项公民权(包括最宝贵的投票权)都可能要克服一些困难、付出一些成本(如时间和精力)。就民主决策的性质而言，它所能满足的是“要求”(demands)而不是“需求”(needs)。哪一个利益团体的声音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强，政府就可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而尽管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弱势群体恐怕也得不到政府的注意，因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政客最在乎的是能得到多少张选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大概不会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结果而言，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满意。这表现在，在西方社会中生活的人对他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对老百姓的事非常关心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不少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无力感、无助感、疏离感。这些增加了人们的烦恼，而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四
莱恩的这本书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们思考的是，莱恩用理论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亲情和友情。两百多年前，法国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以来，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莱恩既不是右派，又不是左派，他强调的是“博爱”。同时，在如何实现博爱理想的问题上，莱恩绝不是怀旧派，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他清楚地了解，田园诗般的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莱恩也不是乌托邦派，他知道，过分强调亲情和友情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莱恩主张，对现实进行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亲情和友情；并在追求其它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伤害亲情和友情。对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
2002年6月10日
王绍光，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中英文）、《中国：不平衡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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