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电影往事

作者：洪兆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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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一个工农杂居的小镇里长大的。那个小镇虽然在不久前才成为行政意义上的镇子，但它却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它的知名度来自于小镇北面的北沟和小镇南面的南沟。北沟是铜矿，南沟是驻军，而两沟的人走出山沟都要从小镇的火车站上车。北沟南沟的人不像小镇上的人一旦扎下根就难以离开，他们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小镇的名字随着他们的记忆就到了天南地北。
　　铜矿初建时，它的运输科就设在小镇的铁道南。运输科大院用木板围成，那板墙很高，非强盗难以翻过。从我记事起，那院里就经常放映电影，演出戏剧，甚至还跑过马戏。小镇上的人看这些需要买票。当时买得起票的小镇人只是那些掌鞋、理发、开小铺、收破烂、做缝纫活的人，而买不起票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自然对大院里的演出只有艳羡的份，就像现在的下岗工人看桑拿、高尔夫和星级饭店一样。但是，作为孩子的我们，在大院里演出电影的晚上却怎么也不能安心地呆在家里，没有票我们也要守在收票口，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手拿着票的人从眼前走进院里。为了便于收票，进出大院的门外像火车站的检票口那样安着铁栏通道，我们通常就伏在铁栏上，因而不时地惹得收票人把我们推搡开，同时还挨一二句喝骂。我们来不及理会这些伤害，因为里边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演，进去的渴求把我们的头胀大，只要能迈进门里看上电影，我们可以做出平日里不做的一切。我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会抢着迎上向大院门口走来的大人，拉着他们的衣襟，用最可怜的情状哀求他们把自己带进去。我们有时成功，有时也遭拒绝，但遭拒绝的时候居多。有时，我们也在铁栏通道边上向人乞求。我们选择收票人看不见的那一侧，从铁栏底下钻到通道里，躲藏在大人的身边，身子轻轻地依着大人，眼睛盯着大人的脸，所有的乞求都在眼光里。大人即使不情愿也不一把推开，所以成与不成全在于收票人发现不发现我们，发现了是否把我们当作大人的孩子。平日里在街上遇到那些经常买票看电影的大人，我都要主动叫叔叔大爷，给他们一个好的印象，以便哪天晚上有求他们时不至于把我推到一边。奇怪的是，我用自己的方法混进运输科大院无数次，看过许多的电影，但一部片子一段完整的情节我也没有记住，而牢牢不忘的是那一次次混场的情景，我怎么拉人家的手，怎么看人家的脸，清清楚楚，好像就是刚才的事。
　　后来，运输科搬进了北沟的矿里，原有的大院变成家属住宅。于是，我们把看电影的欲望投向南沟驻军。在我的记忆中，去南沟看电影要比到运输科大院混场容易也有趣得多。
　　我一生的前二十二年都在那个小镇生活，直到二十三岁那年的春天进城。小镇周边的沟沟壑壑、大河小溪，都曾留下我打柴种地采集山货的足迹，而惟有南沟我却不曾真正进去过，至今，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山脉走势，溪流形态，在我的脑海中还是一片混沌。我只知道，它的沟身岗梁都是树木，沟口处是成片的人工松林，里边就保持了大山的自然状态了。我和我的少年伙伴也曾从相邻的沟翻岗进过那里，但最终畏惧驻军的流动哨而没敢深入，所以南沟在我心中一直是神秘的。
　　南沟与我们小镇的分界是一道密密的铁丝网，那网拦在沟口处。据说，往里还有两道岗，三道岗的里面封锁着军事秘密。最初演电影的地方都在一二道岗之间，因为驻军的生活区设在那里。当时还没有俱乐部，演电影不是在露天就是在汽车库里。小镇上有不少的人在南沟做临时工，因而沟里演电影的消息能够准时带回小镇。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过岗和进运输科大院的门有一样的难度，不过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把希望寄托在向大人的乞求上，我们采取了主动自主的方式。我们成群结帮地聚集在门岗外，边起哄边撼动门岗的铁门，铁门在集体力量的作用下咔吱咔吱地响着，惊得哨兵用电话向里边求援。这会儿我们就静下来，看着哨兵从岗楼里打完电话出来的情态。他如果有种释然的表情，那就是我们的运气了。他会打开大铁门一角的小门，放我们进去，而且边放边用枪托拍拍这个或那个的屁股，他似乎非常理解我们不看那晚的电影就活不下去的心情；如果他气鼓鼓的，那就糟了，过会儿肯定要加岗。所以晃动大门时，我们并不得罪哨兵，总是好言好语和他套近乎，这样他打电话时就会用有利于我们的口吻向他的上级请示。即使加岗了我们也不绝望，那就另外寻找机会。最大的机会是有汽车开出开进，这样大铁门就会打开，在汽车开过的一霎间，以车身做掩护，我们蜂拥冲进大门。哨兵像抓小鸡一样四处捕捉我们，就是他们一手抓住一个，冲进去还是多数。不过被抓的可要替走运的受点罪，挨些拳脚。好在我们都是些孩子，年轻的哨兵不会下狠手，即使手脚重点儿也没什么，我们在山上地里摔打惯了，皮肉结实着呢。偶尔碰上脾气格外暴躁的哨兵，他会朝天鸣枪，枪声会真的吓住我们，我们像躲炮弹一样四处逃散，然后猫在黑暗的角落里不敢动一动，这儿毕竟不是河套野地，而是军事重地。我们都清楚这样的规则，第一次鸣枪是示警，第二次就要往身上打。谁不怕死呀！
　　有时我们也采取“偷渡”的方式。这要等到天黑，而且只能是少部分人的行动。我们选择避静处，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爬过菜地，然后猫在营房的墙根。只要进了营区就能成功，因为那里可供躲藏的地方太多了。冬天是“偷渡”的最好季节，冬季在雪地上匍匐一点儿也不损坏衣服。不过冬季穿得多，钻过铁丝网时得格外注意。那年，我父亲下很大决心给我买了件半截蓝色棉猴儿，没穿几天就在一次“偷渡”中被铁丝网扯开一个大大的三角口子。那件棉猴儿是我有生以来喜欢的第一件衣服。
　　假如电影在露天上映，那进了门岗就能看到电影。要是电影在汽车库里演，那进了门岗也等于白进，进那个门要比当年进运输科的门困难得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干瞪眼，像漂泊他乡的小乞丐，抄着手依在车库的窗下，极力地去听清里面模模糊糊的声音。那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与它近在咫尺，是一道厚厚的墙把我们隔在了这边。对于我们这些被大山障住双眼锁住双脚的山里孩子，当时的黑白电影是梦，它使我们无阻无碍地放飞自己的奇想，而恰恰是这奇想，在那时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出了大山，引向很远的地方，尽管当时的一切都很朦胧，但我们坚信，我们长大后肯定要离开小镇去寻找等在远处而且属于我们的世界。所以，每次我们通过阻拦远远地看到那块白色的幕布时都有种一步迈入天堂的喜悦和兴奋，那情景就现在想来也仍然让我们激动不已。这无法拒绝的诱惑，使我们在电影散场之前从不放弃进去的任何努力。我们再次来到大铁门前，放人的小门也已关死，我们就趴在地上，试图从铁门下的缝隙钻进去。因为把门的人就在里边站着，我们要从他的腿边爬过，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记得有一次我上半身钻过铁门，两眼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银幕。银幕就在不远处，我从直立的大腿间看到它前面的下边：两只女人的脚在蹬着自行车。多少年后我在城里再次看到这部片子，才知道它是《秘密图纸》，那蹬车子的脚是演员田华的。
　　在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班上来了一个男同学。也许是我的记忆模糊，他从我上学起就在我们班上了，只是我忘了而已。不过我真正感觉到他存在时已是上学几年之后。他叫王汶敏，脸的底色很白，是在澡堂泡得时间长的那种白。两腮和颧骨透着嫩红，嘴大，上唇显得厚长。我很讨厌这张脸，现在想想，这是一张典型的憨厚固执的脸，没有理由惹谁厌烦。当时我讨厌，缘由在于这张脸时时流露出优越，而优越又偏偏招来班上漂亮女生的注意。他是南沟家属，但他的父亲不是军人，而是个军工。他的家住在南沟第一道岗的里边。因为他能为我到南沟看电影提供帮助，所以我从不把对他的不喜欢流露在脸上。有电影的傍晚，天没黑时，我们二三个同学结伴爬上南山，从山岗上绕过铁丝网，然后下到一条沟里，王汶敏的家住在沟口。那沟是南沟的第一道分岔。我们藏在他的家里，等到天黑下来时再越过沟口的铁路专用线，到电影演出场地。绕过铁丝网的路很远，天黑难走，而且一到晚上驻军就要加设流动哨兵，专门堵截偷越的人。
　　在王汶敏家我只见过他母亲。她长得壮实，神色严肃，好像也在部队里做工，样子很累。第一次看到我们，她简单问了一下，以后就不再搭理。这时的王汶敏虽然不再像在学校时那样高傲，但也不流露出特殊的热情，不冷不热，平平常常。我们低着身子坐在他家，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生怕他家的邻居发现。王汶敏在班上好白话，常常把他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他张口不是山炮野炮就是加农炮，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野炮。他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学校的，去了哪里，我一点也不记得，但我一直没有忘傍晚去他家路上的兴冲冲的劲头和猫在他家时的忐忑心情，记住这些，是因为和电影有关。
　　想想在南沟看过的电影，记住的同样所剩无几，但有一个片子的片断我始终没忘。一位朝鲜族姑娘，手里拿着一杆枪在一条街道上躲避着敌人的追赶。她退到一口井的边上，敌人一步一步向她逼近，我记不清她是把枪扔进井里，还是自己跳了进去，也记不清她最终的结局怎么样，但我记住了她穿的朝鲜族服装和她长长的辫子。进城后我问过许多人这部片子的名字，但在我问过的人中没有人知道哪部片中有这样的情节。久而久之，我自己也怀疑它是不是电影片断，也许它是我头脑中想象或曾经梦过的一个情节？
　　
　　洪兆惠，编辑，现居沈阳，有散文若干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