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作者：唐晓渡
字体： 【大 中 小】
十余年间一株幼苗长成葳蕤的大树离不开肥沃的土壤。我不知道能把智慧、金钱、人类福祉和艰苦卓著的工作凝聚在一起的，除了深厚的人文传统还能是什么。这和国内前些年盛行的“经济搭台，××唱戏”完全是两码事，也无需诉诸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中常常佩戴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当然，就思想倾向而言，并且是按照欧美的尺度，说“联盟”带有强烈的左派色彩乃题中应有之义。里尔历来就是法国左派的大本营，本届大会的会址被选定在这里自有其道理。当大会执行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到，《国际歌》当年就诞生在距会场几百米远的地方时，引起了远不止是中国代表团座席上的一阵小小的骚动。在距里尔仅数十分钟车程的湖北市（Roubaix），纪念1848年起义的巨幅装饰油画高悬于著名的艺术和工业博物馆展览大厅，俯视着沧海渐成桑田，而那一年也正是极大地影响了其后世界历史进程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头。把两个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件放在一起比较是危险的，正如把两个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命名勾联为同一所指是危险的一样；然而，就其危机意识、批判精神和内在的运思逻辑而言，联盟的《纲领》又确实令人每每想到《宣言》，甚至可以说，二者有很大程度的异曲同工之妙。《纲领》开宗明义，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基本需要的未满足、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利用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如果将其转述为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显然并不勉强；在分析由此造成的三个主要的不平衡或三重危机，即“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平衡”或危机的共同肇因时，《纲领》把针贬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发明的‘现代性’”：
我们的世界在近两百年里迅速演进，西方世界发明的“现代性”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传播……在三个危机的中心，无法不看到科技发展的现状、劳动分工的突出、市场的膨胀以及不断增加的商品与金钱的流通等，简言之，“西方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引起的后果，或对于某些人而言，就是“现代性”的后果……藉着它所施展的魅力和它所拥有的效率，现代性被披上不同的政治外衣，变成各大陆精英们的参照系。强权关系和市场规则共同化解了商品关系以外的价值和交换关系，由此离析了传统社会。
当然不能将“现代性”简单地等同于《宣言》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系统，但后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其社会和发展模式的原型，正如“全球一体化”是其极致一样。《纲领》对此施以的批判同样是从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入手，并且同样入木三分：
现代性的两个支柱——贸易自由和科学——本应当是为人类进步服务的工具，而今天，它们却更经常地被误认为是目的本身。于是，按照时髦的经济神话，所有贸易自由化，无论是商品的还是金钱的，都会在一切领域内，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处于一个自动的和最理想的平衡状态。同样，按照科学主义的神话，虽然存在着问题和破坏，科学与技术和工业的结合，终会带来解决办法并导致人类进步。由之，重归市场和科学便万事大吉了。
……
然而，科学与市场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价值危机，甚至其发展还加剧了这一危机。着眼于掌握和控制人与外界事物的科学和技术，鼓励了弱肉强食的态度，将大自然、生物界和其他人类降低为工具，并遗弃了那些更全面、更谨慎和更受尊重的方法，而正是这些方法执著寻求着人与其生存空间之间的相依和谐。对权力的狂热战胜了对智慧的求索。市场一方，正在将生命与事物的价值减兑为它的货币价值，它鼓吹致富是人与社会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它将精神置于物质的支配之下，为了保持其运转，它不断地制造新的购买需要，不惜因此而转移用于基本需求的精力和智慧，直到以短浅之利而毁长远之计。结果是：许多社会道德崩溃、腐败普遍化、藉吸毒逃避社会、对他人和环境麻木不仁、青年人彷徨失望……我们的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加速状态……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大。地球与生物的基本平衡，如同后代的利益一样受到威胁。
总之，无数人们为之神往和欢呼的“全球化”前景，被以一种同样是“全球化”的危机方式从反面表述出来，以支持如下一种总体判断：“假如我们的世界继续以其现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类将自我毁灭。”
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在耸人听闻，就像没有理由就此推论说，这是一个“反现代性”、“反全球化”的纲领一样。以大量科学研究为依据而作出的判断永远比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后者只是唤起了我们对毁灭和宿命的本能恐惧，而前者却意在激发我们的理性、道德和良知，激发我们介入未来的能动性和造福子孙的责任感：
我们断言不存在宿命。因此，严峻的威胁或复杂的挑战只应当坚定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令我们放弃。因为有能力思考未来，人类和他们的社会拥有着能够指导其选择和决定的丰富的原则。
其结论与其说是乐观的，不如说是建设性的。它同样充满某种“全球化”的眼光：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类应当展开一场精神的、道德的、知性的和制度上的广泛革命。进行这一革命所需要的行动指南，将只能在那些最好的传统和文明中，在最充沛的激情中寻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联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绘制，并最终提供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蓝图呢？看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无论从其性质、宗旨，还是工作方式来说，“联盟”都不是一个司令部，甚至连参谋部也不是，而仅仅是一个通过持续的对话、交流，不断寻求差异和共识的空间。这种自我定位本身表明，“联盟”所呼吁的“革命”，其本身就经历了革命：“它并不想只是揭露问题和进行抵制，而是疾呼创造多种选择的必要性”；它无意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片面意志，恰恰相反，是要打破并超越这方面种种固定的成见，凸显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它当然可以说是一架历史进步的发动机，但更不如说是人类文明能量的交换、增强和发散器；它的难度显然更大，因为它无意使伸张正义的过程同时成为谋求强权的过程：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跌入各种权力的陷阱，而试图始终面对并诉诸大写的“个人”；它不寻求任何意义上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而希望在坚韧而持恒的努力过程中，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绿色和平革命”。这样的革命有实现的可能吗？我相信所有唱过“英特纳雄耐尔”的人对此都怀有一种复杂的历史意绪。曾经紧紧抓住几代人身心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使我们学会了以谨慎和质疑的态度对待所有的革命，包括“革命”一词本身；但更需要深入探究的或许应该是：在什么情况下，革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什么样的方式，才有可能成就真正造福人类的革命？国际共运失败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永远放弃那种末世论和社会工程学混而不分、认为可以通过按图施工方式统一规划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革命”企图；这种企图和革命的要求同样古老，并至今仍显示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当听到某位本国代表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为人类伦理制定一个准则，剩下的就是如何遵守的问题时，我惟有在心中苦笑。
人类责任伦理成为里尔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就此达成并不断保持基本共识，乃是实行上述“绿色和平革命”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要使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阶层，处于不同境遇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利益诉求、奉行不同价值理念的人群齐心协力，建立某种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包括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重大危机，保障人类的繁衍和这颗星球的存在，除了从责任伦理入手外，恐怕也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