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怀念马蒂
作者：索 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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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头的尾声，但是，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一句话如闪电般反复在我脑海出现：“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让一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我很想续写一句，在当代，人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让上个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提醒成长了七八十年的人类良知，这里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与这句幽灵般的警语同时困扰我的，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自诩“不朽的长枪党人”的美国田纳西州奴隶主威廉·沃克在入侵尼加拉瓜、充当该国总统并在该国恢复奴隶制后，回国时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众议院有一个名叫齐普曼的人在议会上高呼：“现在已经到了星条旗在作为北方国家的一个新州的尼加拉瓜上空飘扬的时侯了！”他说这些话的时侯，众议院全体人员热烈鼓掌。
多么熟悉的历史性场面，在智力发达、灵魂退化的二十一世纪又一次重演！当那个得势的政客用牛仔式的腔调和手势宣布侵略有理时，博得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和一片片小旗的舞动。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迎来了弹丸岛国古巴奉献给人类的卓越思想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十九世纪初，大多数拉美国家摆脱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古巴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取得独立。1853年1月28日何塞·马蒂生于哈瓦那。1869年，十六岁的马蒂由于参加争取独立的革命活动被捕，流亡国外。1895年，革命再次爆发，马蒂为领导人之一。同年4月，马蒂返回古巴，5月牺牲在战场上。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古巴独立于西班牙，同时被美国军事占领，直至1902年取得名义上的独立，而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作为美—西战争的牺牲品被割让给美国。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刻，马蒂参与降下第一次独立战争（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帷幕并拉开“第二次独立战争”（指反对美国的帝国野心）的序幕。在拉丁美洲还没有完成政治独立的任务时，马蒂已经预见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在老殖民主义还没有退场时，马蒂已经看到了新生帝国主义的阴影。他奔走、呼吁、宣传、告诫。后来，拉美大陆的人民称他——使徒何塞·马蒂（比喻来自为宣讲福音奔走的耶稣的门徒）。
马蒂的一生及其思想丰富多彩，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刻，对马蒂最有力的纪念应该回溯他明确的反帝立场和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传统中，何塞·马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战士和警世导师。
帝国主义，这个如利润欲一样不可控制的人类癌症，从它的第一次殖民主义尝试起，经历了漫长的衍变过程。但是，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时存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远远没有取胜、但更没有泯灭的人类良知和斗争。在与前者的较量中，后者孕育了更有生命力的种子。
仅以拉丁美洲的历史为例。
十五世纪，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殖民主义宗主国，在美洲大陆上大规模推行殖民主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西班牙的殖民过程中，曾有过关于殖民战争是否有理的大规模论战。那是围绕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正式交锋。
由于许多宗教人士的人道主义呼声，西班牙王室在1550年和1551年于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直指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是长期在美洲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另一方是西班牙本土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án Ginés de Sepúlveda）。
塞普尔维达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制等级理论，认为：“让这样的人（指被发现的‘野蛮人’——本文著者）服从君王和更文明的、更人道的国家的统治，这种做法从来都是正确的，从来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如果他们反抗这种统治，就可以用武器对付他们，这样的战争根据法律规定是正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似乎是自然的产物，因为狩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这种艺术对付野兽，也可以使用它对付那些生来为奴却逃避奴役制的人——因此这种战争是天然合法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而拉斯卡萨斯认为，一切民族都是由神圣的人组成的；印第安人的首领是美洲的天然主人，西班牙国王只有在传播基督教、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有权提出政治管理的问题；双方应该在自愿的前提下签署政治协议，明确规定各自的职权，然后庄重宣誓遵守协议。实际上这是在十八世纪才得到确认的公民表决权主张。支持拉斯卡萨斯等宗教人士的还有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萨拉曼卡学派。
五百年之后的今天，奴隶制理论已经被人类唾弃，而拉斯卡萨斯和萨拉曼卡学派的丰富思想至今被人们反复回味。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独立不久的新生美国，忘却了包括拉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志愿者的支援，不仅不支持拉美人民争取自由的同样性质的斗争，反而为私利阻碍这一斗争，盘算着如何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肥美的土地和资源。拉丁美洲独立之父“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最早觉察到美国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并英明预言：“美国看来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传播苦难。”
后人经常拿玻利瓦尔的代表作《牙买加信札》与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作比较，从中体味人道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的原初差别。玻利瓦尔在信中写道：“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在那里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共和国、王国、帝国在内的大型的代表会议机构，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共同商讨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最高利益。这样的机构将在我们后代所遭遇的某个幸运时代出现……”
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语如下：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这种自视上帝选民的排他意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发展成“天定命运”的理论及大肆扩张领土的行动，其经济背景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恐慌。十九世纪末，“边疆学说”出笼，其背景是疯狂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边疆学说”使些微带有宗教气息的“天定命运”更加理论化。从此，美国的边疆变成了“活动边疆”，可以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推进。“边疆学说”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赞同，并深得本国统治阶层的青睐，迅速成为主流文化。
马蒂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不但看到了“自由女神”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冷眼旁观，也看到了在女神的双翼下美国对墨西哥一半国土的侵吞、对尼加拉瓜的占领、购买古巴岛的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干预南美洲事务的野心和对巴拿马运河的插手。但是，拉美大陆的人民还没有获得清醒的意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古巴的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希望祖国在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并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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