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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三农”难题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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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这些大中城市里的现代化受益群体再也不愿意看到社会的革命、骚乱、“刁民造反”和“痞子运动”（25）了，但如果我们无法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复制，包括复制他们当年的对外殖民和眼下的技术垄断，现实就逼着我们大家去想：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第N条”发展道路？——就像黑白照片中的灰色一样，这个N将可能是无限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右即左的框架里思考，我们就无法对“发展”有任何健康和成熟的人文理解，无法理解在所谓“落后”的一方，比如某些偏远的农村山区里，人们怎么不但拥有新鲜的空气和未被污染的水，而且能享受团结、互助、信任、安全？而在“发达”的一方，却到处都是防盗门、防护窗，甚至还有无处不在的犯罪分子和不知来自何处的恐怖主义！
也许，我们真到了有可能在思想上超越先进/落后、西方/东方、社会/国家、市场/政府、左翼/右翼的时候了，虽然这里所谓的“超越”，绝不可能是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高等人士聪明之态，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注释：
（1）据计算，1979－1984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年降为5％，1989—1991年则还不到2％了。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2001年第一期。
（2）上面来视察的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看到乡镇企业有这么大的规模和档次，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忍不住问陪同的地方领导：“你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这些是乡镇企业吗？”
（3）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分工（所谓“路径依赖”），例如在北京，浙江人一开始是替当地人看摊子，后来发展成自己摆摊设点；四川人许多去了建筑工地，也有的男孩子女孩子到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的餐馆去跑堂；湖南人来转了一圈，发现“劳力市场”已被别人抢了先，就又南下广东去外资合资企业里了；安徽人则男女有别：男劳力去搞房屋装修，女孩子则大多到北京人家里当保姆；只有河南人最老实，许多人做起了拾垃圾收破烂的行当。
（4）一般地说，他们回家过年，家里缺少劳力的还要加上回家“双抢”，总还要带差不多一年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现金收入在身边。
（5）见黄平主编《寻求生存》，1996，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寻求生存》中，我提出了“生存理性”这个命题：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多地少，对于这里的农村人口来说，多少世纪以来，对农业生产的最“理性”的投入产出考虑，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边际利润最大化，而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存总量的保障。所以才有所谓“农业生产内卷化”的现象。（“农业生产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黄宗智（Philip Huang）借用C. Geertz的概念，指在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继续对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关于“生存理性”和我的相关研究，参见：黄平《当代中国农民寻求外出—迁移的潮流》，《思想》，别册，No928，《迹》）
（6）根据购买力计算，世界银行已经在2000年正式把中国列入“低度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此不但用于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低息“软贷款”没有了，连用于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的“硬贷款”也不行了，是祸是福，再当别论。
（7）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的时候，农民现金收入在零值或零值以下的只占1％，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约46％。据陆学艺的计算，1996年以后粮食等农产品和菜蛋瓜果的价格都是下跌的，仅粮食一项1999年就比1996年下滑了3200多亿元，当然，由于粮食的商品率仅占30％，所以农民的现金收入没有减少这么多，但是实际收入总的算起来约减少了4000亿，几年下来约16000亿以上！
（8）据估计，乡一级政府平均负债200多万，村一级平均负债达到20—30万。（温铁军《慎言“三农”》，《读书》，2001年第10期。）
（9）1999—2000春节前后，我的几位同事和我在广东—湖南—四川—线跟随农民工往返于打工地点和他们的家乡之间，亲眼看到许多人春节返乡后再回到深圳东莞一带，原来的厂子就已经关门歇业了，而各个厂家门口还排满了来自甘肃、内蒙等地的农村青年男女，他们扛着行李在等空缺！
（10）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总算是基本解决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许多年，中国政府还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此，一些不明白其中道理的外国朋友曾经在1980年代末很认真地问我：“你们中国人究竟要吃多少饭？”他们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11）黄宗智（Pillip Huang），Huang, P.C.C.,1985,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alta,1350－198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长江三角洲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类似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包括James C.Scott的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Yale University Press)和Samuel Popkin的 The Rational Peasant (197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位著名的美籍中国社会历史学家在最近与我谈起近代的社会变迁的时候，还专门说到，现在有些问题、争论的确是假问题，但是近代以来有两个基本东西是不应该被简单甩在一边的：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人多地少。
（12）当然，做过这类分析的人绝不只是温铁军一个人。
（13）在我最近参加的十五届ISA大会上，有位在美国执教多年的印度教授向大家提出：为什么印度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却在过去二十年中仅仅获得了不及中国1/3的外资？
（14）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有外资企业办厂的城镇。
（15）据《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28日报道：自2001年10月1日起，中国将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但是实施范围主要限于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它乡镇所在地。而且，必须是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才可根据本人意愿申办城镇常住户口。这是发展小城镇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具体实施起来更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漫长的道路。
（16）压力既来自“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也来自“苏联老大哥”把中国纳入其系统的可能，中国的上层当时嘴上说是“一边倒”，其实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试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里不存在为什么人辩护的问题。历史不是法庭，却比法庭更严厉：一方面它不需要什么人来为它辩护，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怎样事后诸葛亮，历史也不可能按照后人的设计来重新展开。
（17）张晓山《中国乡村社区组织的历史与现状》，PCD－CASS，SUMMER RETREAT，2001。
（18）这实际上是给药业和药贩带来了牟利的机会，最后还是把负担加在了病人身上，医务人员自己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还会有损声誉，病人的就诊率也会在实际上降低。以药养医的时候，病人对医务人员的抱怨比较多，但是医生还大都知道用药的界限和病人的承受能力。如果医药分开，如果药业进入市场，农村地区又没有多大力度打击假冒伪劣，病人自己更难辨别真伪，乡村医务人员自身也不再考虑如何用药的问题，他们给人治病的积极性反而降低了。
（19）黄平《健康：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视界》第七辑。
（20）潘绥铭《生存与体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所谓“外”者，其中一部分是香港等地的小商人，有些人连商人也算不上，在港台等地什么公司也没有注册，无非是做做中间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加工定单罢了。
（22）父辈们也替他们担心，有人曾坦率地对我说过：“万一有那么一天，外资走了，或者经济萧条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做什么？”
（23）有的地方一个县城内各种“接指接臂”的医疗诊所就可以有一百多家，被某电视台报道了一下，马上被批评为“屁股坐歪了（坐到了民工一边！）”，连中央的高层机构去调查，也被拒不接待，说是“影响了对外开放谁负责？”
（24）它可能也的确预示和标志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是资本、技术、信息、产品的跨国化生产和流通，也是人口（既包括所谓高等人士，如高级经理，代理人和经销商，也包括各类无赖、痞子、铤而走险的“恐怖主义者”等）的跨国流动，意味着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本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冷战结束，使我们终于进入一个“没有敌人”的时代：“敌人”无处不在。
（25）这样说是有欠公正的，因为农民从来不被逼到绝境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
（本文转载自《视界》第九辑，本刊略有删节，文中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黄平，社会学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说》、《黄平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