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界外消息
作者：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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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编完2001年度散文选，重新检点出处，我发现，竟然没有从专门的散文刊物上选一篇文章。虽然事先也没有对这些杂志抱多大的期望，可一篇不选，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了。但我并不愿意把这个现象说明，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甚至连争论也说不上，只是一些闲话而已。所以我在序言里，只是说，选取的标准只要是好文章，不论什么形式，对话也好，日记也好，或者其它的什么也好，只要好，就可以选。形式的宽泛和多样，是散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无须多说；但特意强调一下，是希望借此“撑破”狭隘的文学散文的规范，打碎愚顽的观念，拓宽视野。话说得明白点，就是对狭隘的文学散文的现状表示不满。但一本散文年选，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这我是很清楚的，所以不取高调，话也说得含糊；而且坦言，什么是好文章呢？我没选的好文章也许多的是，我所选的与我个人的“偏见”紧密相关。
现在，2002年的选本也编好了，看看出处，除了贾平凹的一篇演讲，是从他主编的《美文》上选的，还是没有从专门的散文杂志上选文章；而贾平凹的这一篇《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又是对现状很强烈很痛切的批评。去年选本序言有意写得不够清楚明白，不料这一点点苦心却不怎么被理解，让我觉得很是多余；编辑特意嘱咐今年的序言要写得明确一点，那就明确一点吧，想一直含混下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而令我兴奋的是，一些尖锐的言辞，一种根本性的反省态度，已经出现在纸面上。贾平凹五月的一篇北大演讲以外，今年八月《南方周末》上还发表了李敬泽的一篇文学观察随笔，它的题目就毫不含糊：《“散文”的侏罗纪末期》。为什么从专门的散文杂志选不出文章呢？在这里我愿意借用李敬泽的观察和论说，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来说，恐怕就不会像他那么勇敢和果断。他说，“正统的文学散文杂志更像是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址。读了《散文》、《美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我觉得对此时的文学散文最恰当的批评方式是进行一次主题调查。”调查的结果，最多的是乡村童年回忆，“你要在散文家笔下看到今日乡村之真相，那是缘木求鱼，中国乡村已经成了文人们的案头清供，它被冻结在时间深处”。还有诸多的症候，这里也不多引述了，总之，这些症候“可以使我毫无困难地对那个‘文学散文’做出判断：它不过是新旧文人的一处主题公园，它把广阔的生活排除在外，它甚至与写作者自身都无甚关联，在这里你看不到这个时代人的经验的复杂和丰富，看不到人的感性的深微变化，看不到人的境遇中随处即是的疑难。”
如果真是这样不堪，那这散文年选，还有什么好编的？
还真有好编的。不过不一定非得从散文杂志和散文界里去找。案头清供、人生道理，或者满纸“诗意”、处处“文化”，你不需要，我不需要，但有人需要，它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这没性格的人，就觉得，也不必对它动肝火。再说了，它就那样了，你动肝火有什么用？你叫它革命它就革命了？
如果你我有别的需要，这里找不到，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找。跨出某个界，某个域，你会真切地感到，有那么多与现实、境遇、历史、心灵紧密缠绕、息息相关的东西，扑面而来。
最初动议这套二十一世纪文学大系的时候，编委会和出版者本想让我去选小说，我自己提出选散文。我不是从否定散文、而是从肯定散文的基本认识出发，想做一点尝试。从我自己的平常阅读经验中，我不断感受着一些文章带给我的冲击；同时我也发现，这些好文章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散文，通常人们在谈论散文的好和坏的时候，并不把这些文章考虑在内。这是奇怪的事情。我想试试把这些好文章集结在一起，让有心的人看看，其实散文还可以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就是散文，其实我们有好的散文。 贾平凹呼吁散文界的变革，以为这个“相对保守的传统的领域”，“发动的革命在整个文学界是最弱也是最晚”。诚然如此；不过，如果你不是站在散文界之内看问题，如果你的视野更为开阔，你所获得的经验和看法也许就会大大不同。其实，在我看来，散文的变革早就发生了，只是大多不在通常所说的散文界内；我甚至想说，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甚至不是发生在通常所说的文学界之内。通常我们以为，文学界内分小说界、诗歌界、散文界，诸如此类；而散文又在散文界内。这样的划分和概念，一层一层，每下一层，领地就萎缩一块。这哪里是在谈论人的精神领域的自由写作活动，分明是在描述文学的行政管理结构。这样的结构，和农业、工业的行政管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样一个限制性的结构和框架内，散文能有什么作为，大致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写作之为追求自由的精神活动，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挑战和突破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管理，冲撞和动摇大大小小的结构和框架。而近些年来，令人兴奋的变化在不断地发生着，积聚着，它不是革命，不是造反，这不仅是因为没有革命和造反的旗号，更为根本的，是它一开始就不以散文和散文界，甚至不以文学和文学界自限，它不以此为起点和束缚，也就不必反对这个起点和束缚；它本来就在界外，至于界内的人看它是不是散文，甚至是不是文学，这本非它的关心所在。
说它在界外，并非是说它存在于轻飘飘的无限自由和失重的状态之中，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它没有呆在被隔绝的界内，它才有可能与问题丛生的生活世界和纷杂难解的感情世界相遇相撞，才有可能与活跃的思想精神领域心气相通，才有可能与社会、时代、现实、历史发生着具体细微而又盘根错节的联系，也只有在这样的相遇相撞、心气相通和盘根错节的纠缠之中，个人，一个写作者，才有可能察觉和面对自我与写作，特别是察觉和面对在这样一个无从把握的时代里自我的疑惑和写作的困难。
这样的写作所产生的散文，大于通常所说的那个散文界的概念；如果我们还要坚持一个与置身其中的复杂境遇相隔离的“纯”文学观念的话，那我就要说一句违反常识的话：这个散文的概念，还大于那个文学的概念。
明确地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与其焦虑地寄希望于不知何时才会发生的界内革命，不如细心倾听已经传来，而且仍然在源源不断传来的界外消息。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一些东西在发挥着超乎寻常的深刻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地理》——当然是美国的——出现在中国有文化懂时尚的部分人士的口耳之间，渐渐地频率就高起来。当然不只是中国，在我客居的韩国的一所大学，就在两天前，一个出类拔萃的女生跟我闲谈时还很认真地说，她的理想是成为《国家地理》的记者。为此她做着切实的准备，学习多种语言，义务为当地的一份杂志做摄影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摄影能力。她给我看拍的照片，我说，你的照片太美了。我这话不是赞扬，而是批评。她也懂我的意思。我不以为她的理想有什么不对，也不觉得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谈美国的《国家地理》，只是，你得有脑子，有判断，有心，有自己的感情，甚至，有愤怒。张承志《逼视的眼神》谈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个电视片，题为“寻找阿富汗少女”，这样一个由摄影师、记者和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电视行动，与重七千公斤、长二十五米、用巨型C－130 运输机运送、用降落伞减速投下的超级震荡炸弹在托拉博拉山地爆炸同时发生，可是这没关系，炸弹的烟尘和无辜者的尸体完全可以处理在画面之外，他们关心和追求的是趣味性和科学性，它们的轻松和客观正在征服全世界。
世界在这样那样，散文，或者文学，有能力筑一道隔离的墙把世界挡在外面吗？如果不可能，它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差不多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巴以冲突的新闻，看多了，一些感受反而钝了，“日常生活”化了。这时候读到《午夜之门》，一个亲身踏上那片充满恐怖和死亡威胁的土地的人的叙述，会有一种把自身——阅读者——也置身现场的震撼。这完全不同于看电视新闻，看电视的时候你是在画面之外观看，可是这篇文章有那么一种力量，把你带入其中去经历——对，是置身其中经历，而不是呆在旁边观看。读过这篇文章不久，又见到香港作家西西的一首诗，《车过巴勒斯坦难民营》，我愿意把它抄在这里，与《午夜之门》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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