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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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病逝
2002年11月24日，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 (John Rawls)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台湾学者钱永祥撰文点评了罗尔斯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钱文说：罗尔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继穆勒之后自由主义的又一高峰。在1970年代，他一手重振式微了多年的政治哲学传统，也为面对着左右两极攻势的自由主义传统，重新建立理论与政治的自信。经过他的努力，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蓬勃、多元地发展。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特色，莫过于他对于“公平”意义下的“正义”这项政治价值的强调。此前的政治哲学，往往局部强调自由、平等、幸福、效率等某一项价值。罗尔斯独排众议，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所以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者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违反了正义，为自由主义所不能容忍。他强调：“在正义的社会里，来自正义的各种权利，不容政治的交易或者社会利益的计算来影响。”这套政治哲学，承继了西方启蒙政治传统的关键成份，又能因应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挑战，同时肯定了自由与平等两项基本政治理想。这项规模宏伟而细节繁复的工作能够完成，可以说是罗尔斯划时代的贡献。
钱文指出：今天，罗尔斯的所有成书著作，都已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不过，他的影响不算显著。大陆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宁可取法哈耶克、诺齐克的放任自由主义，对于罗尔斯强调平等、正义的左派自由主义，多少仍不够信任。 中文世界对于自由、民主等价值虽然推崇有加，可是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如何优先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如何界定，对于在自由竞争中如何维持公平等等问题，还缺乏深刻的感受。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让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合作？”晚年的罗尔斯，格外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公共讨论中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在民主的价值与原则问题上，不能坚持立场，设法证明正义的体制是可能的、证明政治关系不必从属于权力与压迫，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另寻他路。他举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例，这条出路，最后就是希特勒的上台。
（刘云）
拉美左派能走多远
在1998年12月的委内瑞拉大选中，行伍出身的左翼政治家查韦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竞选纲领，最终获得了56％的选票，当选总统。最近，蓝领工人出身的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同样以左翼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赢得了大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洲的右派势力在上升，拉美的左派势力却有东山再起之势。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左翼力量在拉美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些左派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拉美左翼力量的兴起与该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左翼人士甚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包括主张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依附论”以及主张用武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游击中心论”。事实上，即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军政府的残酷迫害，左翼力量仍然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冷战的消失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挫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陷入了低潮。许多人或退出左派党，或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后转向右派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系列内外因素为拉美左翼力量重振雄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首先，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发展倒退这种负面“示范效应”，使拉美的许多左翼人士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和拉美的最佳选择。其次，“第三条道路 ”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左翼力量探索自己的前途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它的影响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力量发起并参加的“圣保罗论坛”甚至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进行“人民的革命”、“进步的革命”和“民主的革命”的主张。第三，拉美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强，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地位下降。这些问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认识到，拉美人不能听凭新自由主义的摆布，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因此，查韦斯和卢拉的上台，无疑向世人表明，拉美左翼力量敢于向新自由主义说“不”！
不过，必须注意到，拉美毕竟是美国的“后院”，因此美国绝对不会允许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接二连三地掌握政权。想当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为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影响”在拉美扩散而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尽管这一经济援助计划并没有彻底奏效，但它毕竟使拉美的许多右翼政权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预料，卢拉的胜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调整其拉美政策，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用经济手段来拉拢拉美国家。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拉美政治舞台上，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已不复存在。无数事实表明，拉美的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在委内瑞拉，经过2002年4月的政变事件后，查韦斯已对其政策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卢拉在其竞选活动的后期也不时调整其竞选纲领。他在多次场合说，他上台后不会改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江时学）
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学者王绍光2002年10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法拉盛图书馆的演讲中认为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王绍光认为：谈稳定性是有个谁的稳定和对谁有利的问题。不过，通过有些制度和利益的调整，可以改善稳定性的利益影响范围，使更多的人能享受稳定中发展所创造的利益。其次，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可以转变的，这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容易把握。而且，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对局势和人心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有不同的判断。今年是我们北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我们有不少同班同学聚会。我发现话题转到对形势看法时，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大部分同学认为形势很好。他们本人收入和地位不错；对国家未来深具信心，豪情满怀，大有超英赶美的劲头。但另外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形势不好，他们往往来自基层法院，列举许多严重问题，对国家前景充满忧虑。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农民处境的忧虑。吕晓波最近有项研究表明，其实农民处境随地域分布有很大差距。东部农民处境不错。西部农民由于国家转移支付也还可以。主要问题是中部省份。不应太笼统说农民问题。
王绍光说：我观察稳定性问题的角度是从影响人民生活和不满的问题以及政府可能的对策。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现状和问题，还取决于政府的因应对策。我对稳定问题有六个判断，构成我的看法。
第一个判断，国家总体形势估计可以说是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国家形势确实有很大进步，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番。尤其是最近几年增长稳定，起伏不大，说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对发展经济和宏观调控具有相当的能力。另外，贫困人口显著下降。这样的成就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二个判断，中国还有许多严重问题。中国在发展成就背后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直接影响人们生活和信心的主要有四项。一是中部农民收入下降，主要因为负担过重。二是城市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因为结构调整在短短五年里减少了几千万工作机会。三是腐败严重。四是分配不公。
第三个判断，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特殊性，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在同等发展阶段又有其共同性。快速经济发展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在如此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颢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仔细分析产生上述四个问题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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