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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一个现代咒语？

作者：金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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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确实有它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进程的一方面，它似乎带有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因此，“全球化”对于美国的战略而言确实有咒语的意义，因为念着它，就可借助它的“威慑力”和“神力”达到目的。这样全球化就从一种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变为了一种观念的过程，变成了政治家的战略，变成了带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东西。
　　如果说，发达国家多是在主动意义上与“全球化”发生关联的，那么相当多的不发达国家是被动参与全球化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也把“全球化”当作了一种咒语。虽然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资本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的新一轮的调配，但它毕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所以是一个新的机会，主要是他们可能利用资本、技术、产业制度和贸易等许多方面的全球化为自己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像在工业化时期对工业国家的那种简单模仿和追赶。出于对落后的焦虑和对快速发展的渴望，一些不发达国家采取了主动拥抱全球化的战略，对全球化赋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全球化提供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更是一个捷径；幻想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带来广大的就业机会；期待着全球化带来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同时把民主的制度、高效的政府也一同送来；指望着全球化能够使自己的国家真的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甚至把加入WTO等世界性组织当作国家的奋斗目标。总而言之，“全球化”最好就像阿里巴巴念的“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只要“全球化”了，贫穷、落后、边缘的问题就会解决。
　　如果说，“全球化”在战略层面被咒语化，那么更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全球化在学术层面的咒语化倾向。
　　
　　二、学术层面的全球化咒语
　　
　　众所周知，学术界的“全球化”热潮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事情。对某个历史过程或某个现象的研究滞后是常见的。因此仅从时间上看学术上的“全球化热”在全球化实际进程开始许多年之后出现并不算反常。二十年来，西方的“全球化”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全球化几乎成为一门“显学”，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形成了几大派和若干种理论观点。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是：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托马斯·弗里曼的“全球化体系论”；肯尼斯·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和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归纳整理，见《国际观察》2001年第三期）。洪朝辉教授则把西方全球化研究分成几大派别：新马克思主义派或新左派，认为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转型学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怀疑派认为全球化是无中生有。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左派认为今日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担心“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不远了”。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在全球化中得到长远的利益，全球化将会全方位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政府。尽管这两个学派对全球化的价值判断截然相反，但两派却一致认同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巨大威力，不是“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可能带来亚洲气候的变化，整个世界的关系如此紧密相关），就是“铁笼效应”（在全球化形成的框架下，每个政府都被迫严格遵守全球经济的规则，萎缩自己的独立功能）。在全球化的力量下，政府的功能将弱化，国家主权将让位。不过，新左派希望国家消亡的理想在“劳动控制资本” 的前提下实现；新自由主义在等待着“资本控制劳动”下的国家权力弱化。在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学术界也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主张敞开怀抱，拥抱全球化的；有表示深深忧虑的。当然更多的表达是中国人擅长使用的永远正确的两分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学术层面上的全球化咒语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学术界和传媒的过分渲染下，不仅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全球化的“泡沫”而且使学术界也出现了全球化话语霸权的趋向；比如，如何看待全球化甚至一度变成了划分学术界政治倾向和立场的标准。第二，无论在全球化上持哪种观点，反对也好，赞美也好，都会程度或深或浅地戴上主观的“全球化”的有色眼镜和放大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可被“全球化”的成分，结果就变成了什么都与全球化有关。第三，造成学术上的浮躁和简单化。全球化问题既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也掩盖了对许多更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指望用“全球化”的思路和语言解释一切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学者更是借“全球化”不仅逃避了对许多难题的深入和细致研究而且大沾“显学”的光，可以轻松地获得所谓学术成果和使许多与全球化沾边的课题得以立项。学者念着“全球化”的咒语确实也能得到许多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是和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学者的研究便常常成为对政治的直接介入；又由于全球化在学术界有了咒语意义，因此它会干扰学者对全球化的客观研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终结”，都是学者逸出全球化学术研究的轨道而成为政治介入的例子。甚至，连哈贝马斯这样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和思想家在涉入全球化咒语后都会改变很多。哈贝马斯十几年前一直在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他曾设想一个超国家的全球市民社会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他相信全球化会使国家具有超历史、超民族、超地域的特点，造成超民族国家的出现，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这个特征。他的政治哲学也就从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转到论证它的正当性。哈贝马斯在“9·11”事件后，2001年10月举行的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会上致获奖辞时，认为恐怖主义的行动主要是与全球化的对立：“对他们（恐怖主义者）而言，全球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撒旦。”
　　我从不否认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也渴望着人类能够走向隔阂最小、障碍最少、生活最好的状态。但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太平洋上的风暴”？它在事实层面怎样在理论层面怎样？我们不如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些真实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化问题上有这样一些矛盾和复杂的现象：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发达国家的学者倒更为客观地指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和穷人。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即便是不喜欢全球化，也多是在理论上分析利弊大小得失，而付诸反对全球化实践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呼吁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起来抵制国际资本的剥削，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收到美国教授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学者征集反对全球化的签名；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由于在全球化中得到了新的劳动就业机会，反对国际资本的呼声很微弱；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资本转移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而反对全球化，仇恨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这样，本来本质上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却表现为在世界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矛盾。
　　战略层面的全球化咒语是政治家的必需，需要人们分辨警惕，那么学术层面的全球化咒语则是另外一种危险。《哈里·波特》能够风行全世界，是人们的潜意识中感到了自己在现实中很虚弱，希望借助魔咒，使自己刹那间就能变得强大。因此人们希望全球化也是这样一个咒语。但知识分子不仅自己不应该相信全球化咒语，更不应该向社会灌输和暗示全球化具有咒语的强力。因为全球化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而且，这个咒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念好、都能学会的。如果念出差错了，结果会更糟的。让我们耐心地把阿里巴巴的故事读完：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打开了山门，得到了山洞中的财宝。他的愚昧贪心的哥哥卡希姆也想凭这个咒语得到财富。他匆匆忙忙地从阿里巴巴那里得到咒语就去了山洞。他照猫画虎地念了“芝麻开门”进了山洞。山洞门关上了，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喜不自禁。但是，他想不起开门的咒语了，于是，他“大麦开门”、“小麦开门”、“豌豆开门”、“蚕豆开门”地胡乱喊叫，把能想到的豆麦谷物全喊一遍，就是没有想起“芝麻开门”。当然结果他死在山洞里了。
　　
　　金安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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