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ＳＡＲＳ阴影下的媒体作为及其他
作者：雷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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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繁荣国度，公开、透明的公共空间，一直是人们梦想中的社会理想之境。但也惟其为梦想，终究漂浮，风来雨去，云挡树遮，都会撩动做着未来好梦的人们。媒体一直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梦想中的公共空间的中介。媒体的开放与否被看作是“所指”不确定的自由、民主的表象，公众拥有知情权和话语权的象征。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且不说媒体的公共言说会怎样地有助于民智的开启、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就是在社会内部问题的应对和讨论中，一个强大的媒体会以其无处不在的触觉对一切可能的非正常事件做出反应，释放社会压力，递送出民间的歌哭，甚至聚集民众力量，承担着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功能，作用无疑是重大的。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媒体还没有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说，还是媒体的自由度受到限制，媒体的运作空间太过局促。几个月以来，SARS在我中华大地肆虐，造成经济社会的大灾难，有人就指斥，正是由于媒体的自由空间受到限制，在SARS最初出现之时不让报道，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从而导致了SARS的蔓延。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不论，历史也难复制，但媒体自由空间的缺失所造成的负面却是由此突现出来了。它已经强烈地告诉人们，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里，媒体的自由空间和它必要的独立性是一种严重的缺失，需要我们继续去吁求和争取。
但媒体的自由空间是不是就一定是全体人民的福祉呢？换句话说，媒体真的有所谓独立性，一定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普罗大众讲话吗？媒体就那么可信，不会滥用自由空间和人们的信任？阿克顿(Lord Acton)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他并且说，连宗教也不能幸免的。媒体从民众中收集权力，是不是有特殊的免疫力？如果回答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自由空间便得无条件支持，没有讨论的必要。要讨论，也是怎样扩大这样的自由空间，让它快些到来。但媒体的自由空间只是揭示事实真相的必须而非充分条件，保障了媒体的自由空间，不一定能保证民众会得到事实真相。撇开媒体是否能够得到事实真相的技术层面不讲，什么是事实真相，谁的真相？也就是说，媒体有没有所谓“独立性”，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那么民众会得到事实真相的必要条件就成问题了。媒体的自由及其限度就应该讨论。
香港的传媒享有高度的自由空间，其媒体从业人员也十分的敬业。但这种自由却往往并不使我们更容易获得事实真相。2002年岁末，香港为“二十三条”的立法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媒体当然在其中翻江倒海。某个周末，有反“二十三条”立法的民间团体合法组织游行。就对于这一活动的报道而言，参加游行的人数是一个对事件判断的重要依据，绕不过去，每个报社都会报道。但次日，见报的参加人数便有大相径庭的两个版本，《文汇报》和《大公报》等取游行组织者事前到警局申请游行时备案的人数，曰当日参加游行的有五千人。《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等就取游行组织者事后声称的人数，曰当日参加游行的有六万人，并以此加以报道和评论。一个和平的、自由状况下已经完成的游行的参加人数在不同的媒体上报道出来尚且有如此大的差距，你又如何保证事实真相在自由空间下一定会出现呢？当然，明眼人都会看得出来，在这样的报道后面，是不同媒体所持的不同政治倾向在起作用。那么，在这里，不同媒体的不同政治倾向背景已经共同掩盖了或者说谋杀了一次事实，破坏了或者说侵犯了那“理想之境”的公众知情权。所谓媒体的独立性首先就倒毙在媒体自身政治倾向的枪口之下。
不错，政治是个坏东西，它令人讨厌，掺和其中，干扰了媒体在自由空间下的公正运作。媒体可不可以超然于政治问题之外呢？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媒体从来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恰恰相反，媒体的出现却正是由于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姓“社”、姓“资”或者姓“左”、姓“右”，一句话，它有阶级属性。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早在1970年代就分析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理论地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结社会的霸权符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看起来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是构建现实。这并不难理解，大千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哪个是新闻，谁的新闻，受众是谁，同样一件事，从哪个角度怎样去呈现，结果都不一样的。这就是媒体的策略，更是媒体的政治。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霍尔甚至强调是大众媒介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媒体在资本的旗帜下集结，靠利润光大门庭、传宗接代。它寻找热点，报道热点，为了更广泛地吸引人们的注意，提高报刊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网站的点击率。所以，从产业的特性上说，媒体喜天下不太平，怕日子太平淡。君不见，“9·11”之后，新闻媒体的生意顿时好起来了么？追逐热点，引起关注，在不谈政治的年代，就是媒体在市场原则下的政治。
这一回的SARS的爆发，与内地的情形相反，香港的传媒是再度大获全胜了的。疫情在威尔士亲王医院蔓延之初，什么人从某地带来了病毒，有多少个医护受到感染了，病毒如何没治、可怕，政府官员怎样地轻描淡写，如此等等，媒体就报道上了。随着疫情的蔓延，报道迅即升温。此后的香港，就是“非典”（那时候SARS叫“非典”）的香港。一连好多天，无论左中右的各种报纸的头条，网站上的主页，电台电视台里一小时一播的滚动新闻，全是“非典”。随后，电话里交谈的，电邮、ICQ里传来传去的，八九不离十，大抵多是“非典”。走在马路上，人们带着口罩，匆匆来去。有生客上来问路，也像避瘟疫一样躲开，然后摇头，全没了平日的那份热心与关怀。亲戚朋友，避免接触。本就冷漠的现代社会下人与人之间也因此隔离隔离再隔离。紧接着，从电视上看，昔日熙熙攘攘的弥敦道素面朝天，一向人流拥挤的铜锣湾三三两两。此起彼伏的机场寥寥落落，人潮如鲫的海关稀稀松松。学校停课，飞机、巴士减班。社会陷入混乱，人际关系尴尬，社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媒体告诉人们生活中潜在的危机，播种着警惕。媒体也传播着恐慌，摧垮着本就脆弱的社会心理和信心。三四月之交的“非典”下的香港，人们完全可能不因为染病毒而病死，却会为社会中弥漫的恐惧吓死。当是时，在香港公干的著名的L先生就批评香港的媒体对SARS的报道过火，吓跑了生意人。随着疫情的爆发，L先生是很受了媒体一阵子奚落的。L先生的逆流高论，当然有他别样的意图在。但照我的理解，见过大世面的L先生大约也是感到了媒体轰炸下的恐惧了吧。在这样的恐惧下，人类的生活完全没有尊严。要颤抖中的活着还是要病毒下的尊严，这是一个问题。
天地良心，弥漫于民众间的恐惧并不是媒体所乐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自己也呼吸于恐惧下的人间。简言之，所有的——特别是综合性媒体大抵多是以代表民意自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很崇高，青天白日的吓唬老百姓干什么呢？这就要分析了。政治力量支持下的官方或准官方媒体不论。“自由空间”下媒体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媒体的受众。在香港的语境下，这些媒体大多依托于草根，依靠自己不断提供的关乎草根生计的资讯，监督、质疑政府或权势人物的言论行为，来形成它所谓的“社会公信力”，凝聚受众的信任进而对社会发生影响。每逢危急关头，这些以民粹的立场出发、以关注普罗大众的民生为嚆矢的媒体，以底层的智慧寻找事实依据，挑战道貌岸然的虚伪和欺诈，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SARS一来，当局准备不足，犹豫寡断，无所措手。正是这些媒体的努力揭开了危机的真相，也正是这样的媒体的努力推动着当局去直面危机。它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而且重要的。但这样的媒体既要矫正政府过于迟缓的庸见和决定，要提请人们注意那迫人而来的危机，那声音就不免高亢，神情也不免急迫，有意无意之间的煽情更不可避免。如此情形之下，弥散主体的舆论主导着社会秩序，并且由于这些媒体惯于以“第三只眼睛”看当局作为，当局好不容易推出的合理性举措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危急时期应该有的主体的权威被消解，正常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剩下的不是混乱和恐惧又是什么呢？倘再碰上当局者慌乱之中的差池，叫这些媒体一拿捏，四两拨千斤，那影响就更大啦。我向来尊敬的久居香港的无厘头教授曾经戏谑地指出：香港社会不是由董建华政府领导的，而是由《苹果日报》领导的。看到这样的情形，你不能不说，他的戏说洞察了在自由空间下的媒体霸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某种玄机。善弈者有云：臭棋是双方合着下出来的。那么，SARS进逼之下，是谁滋长和传播了人们的恐惧与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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