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灰皮书、互联网与智慧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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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DV时代的到来，对电影的特权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冲击。过去拍电影，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权力。其实电影和写作一样，本来是拿起笔就可以开始写的创造活动。但是由于资金、制度等等的限制，它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一个作者要熬到当导演有多难啊，几乎要耗费一生。但DV把这一切都结束了，技术开始的时候是特权，一旦降低成本，推向市场，它必然带来民主。任何人，明天上午到街上买一个摄像机，你下午就可以当导演。我在成都的一个电影会议上听一个年轻导演说，他拍第一个片子的时候，连“开麦拉”都说不来。技术说到底，就是农民用来挖地的锄头，但匮乏导致特权的时代，一个有一台照相机的人必然就是一个摄影家。所以在垄断时代，真正的艺术不会诞生，其艺术史是有条件的。人们总是必须强调特殊的历史背景。
主流话语对艺术标准的垄断也导致了另一种特权。另类、边缘看起来是对垄断的反抗，其实它是垄断的另一张面孔。它的机巧在于利用了那种控制。例如，今天比较时髦的独立制片，似乎已经成为神话，片子如何无关紧要，仅仅“独立制片”“不能公开播映”这样的标记就足以使观众肃然起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于此获得最大利润的是所谓新潮美术，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另类作品已经可以公开在大量的画廊和美术馆展出，艺术家们依然在营造某种“地下”的气氛，这种气氛的维持，甚至已经比创造活动更为重要。现代艺术越来越像是一场“佯装先锋”的皇帝新衣式的闹剧。
互联网时代是智慧的自由空间时代，知识不再属于特权，智慧成为创造者质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任何的附加物，较量的不再是特权、资金、“地下性”、区域，而是真正的智慧。点击率和回贴这些词语的出现令智慧得到真正的尊重。互联网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主生活最好的学校。互联网是最可以看出国民素质的地方，它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如何讨论，如何发言都可以看出国民是在何种语境中发言。
互联网的匿名性，一方面我感到似曾相识，有时候那感觉就像“文革”时代。去年我在一家诗歌网站上受到攻击，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节，回到昆明后朋友告诉我，说是我在网络上受到攻击。打开电脑，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有人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对我进行了指责。指责的理由是因为该人认为我评论过的一位诗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不好。这位作者盛气凌人地指责我“愚弄读者”，背弃“文学原则”，并且“看看你都和什么人站在一起”。这种指责对于我这种目击了1966年的文字的作者来说，是太熟悉了。那位作者的意思是，他已经垄断了诗歌的标准，如果他认为那作品不好，别人看法不同，就是出卖诗歌最高的原则，而他是作为诗歌最高原则的代表在大义灭亲。令我恐怖的还不是这公开信，而是伴随着的大量的匿名攻击，那就完全是对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进行人身攻击，造谣式的揭发、诽谤，像1966年的大字报一样，作者属于一个巨大的匿名者集体，一个目标一致的战斗队。作为《0档案》的作者，我以为这是我的报应之一。《0档案》刚刚写出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它恐怕很快就要过时。但我还是感觉到自由空间时代的胜利，与“文革”时代不同的是，网络大字报大多数只是口水，它并不立即导致具体空间、人事、命运甚至名誉的改变，就像它的发言是匿名的一样，它的点击率、它的攻击对象也是匿名的，因为事实是匿名的。这恰恰是言论的特征，我们过去太夸大言论摧毁社会的力量，互联网的沙龙性质使它的言论自由往往局限在游戏上，这仅仅是一个各说各话的平台，并不意味着一言九鼎。因此我可以接受这种仿“文革”式的民主，而它的游戏性使它不至于像“文革”那样伤害到具体的个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互联网的好处是，即使发言者有着毁灭的愿望，互联网自身的游戏性质也可以把匿名者的恶意消解掉，其虚拟性由此可见一端。这也证明，我们不必担心纸本时代的结束，网络是比较快的东西，但人性的质量最终还是取决于慢的东西。纸本，可以让我们好好地、慢慢地想。
智慧的自由空间时代是无可阻挡地到来了，这时代也可以说是智慧的游戏时代，历史曾经以那么坚硬的姿态、那么殚精竭虑要垄断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游戏活动。如果当初它意识到那不过是下过就收起来的棋盘，我可以肯定，我们的智慧会比现在高明得多。
资料的垄断不只在于大多数人不能看到什么，还在于少数有特权的人们可以享有什么。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某研究生把北京图书馆的一本外文资料窃走，被抓获后问他为什么要偷，他说，这书只有一部，他占有了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比别人在某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不好意思说的话是，他因此可以比别人先评到职称。这是2002年的故事。它多少可以说明我国二十世纪文化的某些现象。拿来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具体操作起来，谁来拿，如何拿就并非那么简单。那是要有一定条件、资格甚至于特权的。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鲁迅一代人的拿来，还可以说是大公无私的话，那么越到后来，“拿来”越成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谋生技巧，以至那个研究生之类的“拿来”盛行于世了。胡适去美国，拿来实用主义（一点注解：其实翻译成实践主义可能更准确，实用一词，总是令读者以为杜威先生是个市侩。如果一定要用实用主义的话，就把贬义词的“实用主义”改成“实利主义”。因为实用者并不一定有利，例如救助陌生人。实利者并不有用，例如某些我们天天躲不开的广告）。鲁迅去日本，悟出“拿来主义”，先辈的用意都是为了中国，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实利主义地去拿来，依靠权力、依靠近水楼台，以至到后来居然成为我国的当代小传统，那个研究生其实内心并不以为耻，他现在可以振振有辞地解释说，他的终极目的其实也还是为了国家好，不过是“道在屎溺”么。
当智慧获得了自由的活动空间，我们才会发现，真正不自由的东西，很特权的东西，具有垄断特征的东西，正是智慧本身。它一旦获得自由，它就毫不留清地把那些滥竽充数的统统赶走，因为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到拿来为止、活到老学到老为止，它要创造。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诗集《于坚的诗》、随笔集《棕皮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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